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质量——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研究，以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比较分析了三城市居民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差异以及个人月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海居民满意度最高，广州其次，而北京最低；同时还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个人月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经济发达地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多重影响因素——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

休闲活动状况、公共生活以及社会比较是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2008年CFPS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数据显示,休闲活动对于主观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是某些休闲活动对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其实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公共生活作为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以后的研究中不应该被忽略;社会比较对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具有十分显著的解释力。     

中国10城市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调查报告

传统的环境监测指标虽然涉及多个方面,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考虑居民对城市环境和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指标。选用绿色环境满意度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在全国8大区域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0个城市的11 689位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环境满意度由高到低的城市排名依次为:昆明、成都、北京、上海、武汉、西安、乌鲁木齐、哈尔滨、兰州、广州;生活满意度由高到低的城市排名依次为:成都、哈尔滨、昆明、乌鲁木齐、北京、西安、上海、兰州、武汉、广州。不同人群在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总体上来看:女性对环境和生活满意程度显著高于男性;年龄越大,对环境和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工人和农民的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对环境和生活的满意程度越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环境满意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汉族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少数民族;在某个城市居住时间越长,环境和生活满意度越高。总体而言,中国10城市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整体偏低,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10个城市中,昆明、成都的环境和生活满意度都靠前,兰州、广州的环境与生活满意度都靠后。     

我国京、津、沪、渝四直辖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

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命题之一.生活质量的高低虽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但更是可以通过选取指标来进行量化比较分析的.选取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直辖市为样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四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排名,并对进一步提高四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出相应建议.     

经济收入与主观生活质量——对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收入因素的实证研究

生活质量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学界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以对全国8个城市1 600多个样本的实证调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对应分析等方法,对影响生活质量的经济收入因素做了定量分析,揭示了个人的经济收入状况与主观总体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是收入效应即在物质财富还相对有限的阶段,个人收入的增长确实能够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而且高收入和高的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对应关系。     

西部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以昆明、兰州为例

在对西部城市昆明和兰州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别;某些个体特征差异(如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对人们的满意度差别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另一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则没有解释力;工作、消费与公共政策满意度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总满意度的较为重要因素.     

社会空间特性对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长沙市为例

通过对长沙市五类社区的调查,运用对应分析法分析五类社会空间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认为社区类型与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总体上比较高,但弱势心理降低了中高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但也明显高于低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措施,一是应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支持力度,提高低档社会空间的档次;二是应大力推进城市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空间融合;三是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消解中高档社区居民普遍的弱势心态。     

环境质量主观评价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民生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8年黑龙江省民生调研数据,运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了环境质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质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效果,且生活饮水质量、生活垃圾处理质量因素对生活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效果大于空气质量对其正向影响效果;由于不同收入群体对环境质量关注程度不同,中低等、中等、中高等相比低等、高等收入群体更关注环境质量问题。本文对于更好地研究环境质量与生活满意度二者之间的关系,探究各收入群体对环境的关注程度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     

西部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以昆明、兰州为例

在对西部城市昆明和兰州I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别；某些个体特征差异（如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对人们的满意度差别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另一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则没有解释力；工作、消费与公共政策满意度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总满意度的较为重要因素。     

故乡眷恋、城市适应与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基于城乡双重空间分析框架,采用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探究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表征城市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这四个维度上,前三个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适应的影响不显著;反映故乡眷恋的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人留守对生活满意度却有负向显著影响,耕地的影响不显著;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张力效应,城市经济适应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小,但家人留守的负向影响并不受城市适应水平的约束.因此,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水平、破解家庭离散化困局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和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都市农民工休闲生活特征及其成因——基于上海市农民工的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收集第一手资料,用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测度了来沪务工农民的休闲生活特征。客观上,工作时间长与收入低决定了沪上农民工平时缺乏闲暇时间,而且其闲暇活动形式少,层次低。企业供给缺乏动力,政府供给不足,市场供给被忽略,交往方式单一、社区融入性差等导致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休闲生活;主观上,沪上农民工已经具有一定的休闲需求,但是对休闲生活的满意度比较低。贫乏的休闲生活造成了农民工幸福感低下、消极怠工、心理失衡和行为越轨等问题,而从政府、企业、个人三管齐下是解决问题的主要路径。     

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对汶川地震灾区重建政策满意的影响机制

灾区居民的长期生活质量监测是评价灾区重建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对灾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以“社会交换”和“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等理论为基础,从居民生活质量感知视角出发,探讨了其对灾区重建政策满意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汶川县和北川县五个城镇389位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理论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各维度均对重建政策满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幸福感在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各维度与重建政策满意的作用关系中均起着中介作用;重建方式只在工作收入、娱乐消费和家庭生活3个居民生活质量感知维度上与幸福感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的灾区可持续发展政策关注居民生活质量发展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劳动关系外部环境量化评价研究——以北京为例

通过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系从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分别对企业劳动关系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量化评价和比较分析,评价结果表明: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企业劳动关系面临的宏观环境前三名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北京总体上宏观环境不如上海,差距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以及政策支持环境四个方面。第二,从区域环境来看,各区域企业劳动关系宏观环境存在差异,各区域排名依次为: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第三,从中观的行业环境来看,北京企业的行业环境不容乐观,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第四,从中观的产业环境来看,第三产业的整体环境优于第二产业,这是由第三产业在当前以及未来北京产业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所决定的。     

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

以654名流动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不同的代际支持水平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心理弹性四因素之间两两显著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弹性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98和0.078,且两者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序列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07。结果提示,代际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     

京、沪两地创意产业发展比较

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产业。京、沪两地是中国创意产业发展较快的城市,二者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典型意义。对京、沪两地创意产业发展的背景、模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比较,并对各自的发展路径提出建议,为中国其他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北京市民农园参与者行为及满意度调查分析

市民农园以体验农业为主要形式,是当前都市农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参与者对市民农园服务品质的满意程度,表现了参与者预期与实际感受之间的差异。达到较高的参与者满意度,是市民农园获得长久竞争优势的关键。依据2012年8—10月对北京11家市民农园的48名参与者的问卷调查,对市民农园参与者的个人特征、行为状况和满意度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已婚、受教育程度高、中壮年、职业层次较高、中高收入人群是市民农园的主要参与者;参与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健康有机的食物、回归田园、体验耕作,以及亲子互动,多以家庭为单位,以种植蔬菜为主,信息来源主要是亲友介绍和网络;参与者对北京市民农园的整体满意度较高,但目前的市民农园在实体设施、服务水平等方面还有待改进。最后提出应开展特色营销,提高核心目标群的参与度,采取相关措施提升参与者的满意度等建议。     

农民工: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

文章通过2005年10月初进行的932份四川、广东农民工问卷调查,发现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农民工在来源地、性别、年龄特征、文化程度、职业分布、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生活费开支、年收入节余、工作期望、分项指标工作满意度、留城意向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总体工作满意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该研究不支持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同时提出了农民工流动的“双拉力”理论。     

苏北农村地区老年人生命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江苏省北部地区农村老年人生命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量表）和自制调查问卷,对苏北四市农村地区1 889名老年人进行调查,分析农村老年人生命质量状况,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苏北农村地区老年人EQ-VAS平均得分为（71.3±16.7）分,老年人对其行动能力、自我照顾能力、焦虑或抑郁的评价较高,满意率分别为75.2%、83.2%和78.2%;而对疼痛或不舒服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评价相对较低,满意率分别为56.2%和72.9%。年龄、经济收入、婚姻状况、患慢性病情况、居住方式等均可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状况。结论：苏北农村地区低收入、独居的空巢老年人需要更多关怀,政府应加强农村老年居民慢性病健康管理,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健康和谐的养老环境。     

北京建立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劣势探析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金融活动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目前,国内一些大城市构建金融中心的竞争势头日显激烈,建设金融中心已成为我国大都市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建立全国性的金融中心看,北京和上海更具比较优势.长期以来,北京对金融的定位很模糊,金融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详细分析北京建立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劣势,说明北京目前已初步具备建立金融中心的条件,应尽快树立"金融立市"的指导思想,抓住机遇,进一步促进北京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