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回耶“正信”之辩的实质及反思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期相近,但是在中国近代之前两教的发展呈现出迥然的两极趋势。面对基督教迅猛的传教势头,清末回族大学者马德新和马联元分别于1865年和1899年出版《据理质证》和《辩理明证语录》,作出正信之辩。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伊斯兰教认主学出发,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一一反驳,从而明确伊斯兰教信仰的正信。本文认为,回耶正信之辩在神学上反映出强调救赎的基督教和强调顺服的伊斯兰教,这是两教确认自身身份的根本所在,也是两教开展对话的起点;两教在信仰实践方面体现出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异或相近的政治构建和伦理道德,借此可窥见文明间对话背后的个性和共性。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分析

发生在上世纪初叶的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 ,一直是藏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进入 80年代以来 ,随着藏学研究的不断繁荣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取得了不少学术价值甚高的研究成果。但是 ,综合历年来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 ,笔者以为多数学者由于把分析的切入点定位在对事件本身及其是非功过的评价上 ,尤其是在方法论上往往错误地套用了阶级分析方法 ,以现代人的价值观标准苛责古人 ,所得结论确有失之偏颇 ,影响了对这一在清王朝即将崩溃之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 ,任何具体的、偶然的历史…     

试论“猺”、民、汉的演变——地方和家族历史中的族群标签

广西大藤峡地区在明代以猺乱频繁而闻名。明中期,桂西土司狼兵进入当地平乱,明政府安插教化,形成了猺、獞、狼、民等族类共存的格局。清朝,隨着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土著通过创建宗族等方式建构祖先的士大夫形象。现今该地区被称为猺、獞、狼者已踪影难觅,取而代之者是被认定为汉族的人群,大多族谱也称祖先来自广东。族群标签及族谱编撰的背后,呈现的是地方社会变迁与国家秩序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本文以大藤峡地区崇姜里人群的身份变化为个案来揭示此过程。     

试论对艺术品——“舞蹈”的“大众性”欣赏

本文通过浅析大众性舞蹈欣赏的层面及角度;寻得人民大众对于舞蹈的外在欣赏与内在共鸣,旨在为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或专业性舞蹈作品提供一定的有效思路。     

维吾尔“民考汉”在校大学生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基于个案访谈的分析

为理解"民考汉"在校大学生行动的内在意义,笔者选取了10名维吾尔在校大学生(其中6名是"内高班"毕业生)进行深度访谈,展示了他们对语言、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历史以及对自身和维吾尔族前途的期待等四个方面的认知,发现:1)该十名访谈对象对其母语具有一定的情感倾向,同时对其他语言也持开放态度;2)该群体为典型的文化穆斯林,"重信仰,轻行为",同时他们对新疆当前的宗教治理实践有各自心理反映;3)对维吾尔族历史的认识呈现一定的分化,其对官方历史的态度更需引起注意;4)大多数人对其自身和整个民族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但其中存在一定的阶层分化。文中最后讨论了"知识分子亚社会"实现的可能途径。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兼谈“共存共生”论对两者关系协调的启示

如何协调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把两者之间的张力控制在适当范围之内,是当今世界每个民旋国家都要应对的重大课题.通过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两个概念的比对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存在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之内.纵观近年来学界对两者关系问题的研究,可以按对两者关系性质的不同理解和把握而将其研究取向分为“对立冲突”和“共存共生”两种.分析表明,承认两者间的共存共生关系,要远比强调两者间的对立冲突更有利于两者关系的协调.只有在承认两者共存共生的前提下,对两者关系协调的讨论才是现实的和可行的.     

对“土司”名称的出现、内涵、使用范围的考析

元代至明嘉靖中期没有“土司”名称,嘉靖四十一年才出现“土司”名称。嘉靖、隆庆时土司是对武职个体的专称,在四川、贵州少数地方使用。明嘉靖至万历时,土司、土官区别明显,土司主要指属兵部的武职带“司”的职衔、衙门和官员,土官指属于吏部的文职。万历至天启、崇祯时,土司扩大为武职、文职的统称。清承明制,只是兵部所辖武职称土司,吏部所辖文职称土官。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使用土司名称,东北诸夷、西北诸夷和属番的同类职衔没使用土司名称。清乾隆时,土司使用范围增加了甘肃、青海、西藏的土司。因此,把元明清王朝在民族地区以各族首领为世袭土职的统治制度称为土官土司制度更准确,称为土司制度不准确。     

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存在问题及制度完善——基于对贵州的田野调查

本文通过在贵州民族地区的访谈,重点探讨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四个问题:传承人的认定程序可能存在不公平、不透明;传习人的培养困难,传承人"无徒可教";不区分传承人类型的整体保护措施存在极大局限性;传承人文化身份逐渐模糊甚至与乡土社会产生冲突。这些问题都对"非遗"及其传承人保护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为此,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民族自治地方可以通过地方自治立法将上述措施加以规范化。     

试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人的文学”的生成、发展与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的主题的诞生,要追溯到20年代初,经过几十年的传播,“人的文学”已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体系,始终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生成。探究“人的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对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起到关键作用,从“人”的文艺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关联入手,既能准确剖析中国现当代文学演变逻辑,还能从多角度切入解读文学作品。     

清末广西民族关系发展论

清末广西的民族关系超越了国内的范围,不仅突出了政治领域内各民族的互相协作,共同反抗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也在心理上使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得到升华,实现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端方与清末满汉政策的演变

清末满汉矛盾日益激化,排满成为革命派进行舆论动员的口号。端方作为具有革新思想的清廷大吏,充分认识到满汉矛盾的巨大危害,对消除满汉畛域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为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从满族的宗教信仰看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

清代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成功的。它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巩固和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往。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宗教工作也有其积极的借鉴作用。     

清初汗号与满蒙关系

汗,作为北亚民族首领的名号很早就开始使用了。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注意到清早期最高首领名号的历史渊源和蒙古背景问题。本文试图从早期满蒙关系的角度,考察清初三位汗的汗号源流与背景。文章指出,汗号是通过蒙古各部传入包括满洲在内的女真各部的;不管亚洲东北部满蒙地区各部落的内部组织如何,他们在政治机构的构造上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制度文化。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的西南边疆重地,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藏内上层分裂主义势力的精心培植,清朝末年西藏滋生出一股分裂的潜流,这些潜流随着形势的变化日益膨胀,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了晚清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驻藏大臣及其制度到了晚清,已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鼎革管理西藏的方式已势在必行。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的遭遇及其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同时也给后人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从草原文明向游牧、农耕混合型文明之演变——论康熙朝清廷与蒙古各部之关系

康熙朝的蒙古政策是在继承清初历任政权统治政策的传统基础上的大胆创新。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发面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下各民族的融合,以此来为统一而非一统的国家提供坚强的统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康熙朝的统治从历史观上讲,推动了各蒙古文明的进程。法律的强化、文化的推广、科举制的实行、农耕的引入、政权参与的扩大等方面的努力促进蒙古各部从单一的游牧式牧业文明向游牧、农耕混合型文明的转化,并使之取得了很大的经济与文化成就。     

清代佑宁寺在满蒙藏多边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探微

17世纪的蒙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清朝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的青海佑宁寺,以高僧辈出、著作宏富而驰名蒙、藏、土等地区,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佑宁寺在宗教方面的历史贡献前人已有著述,本文则试从其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佑宁寺在密切蒙藏关系、清中央王朝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所起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进行探讨。     

张荫棠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张荫棠筹藏时期为考察

张荫棠筹藏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张荫棠主张构建多民族国家,维护中国在西藏主权.张荫棠的经济民族主义突出表现在"商战"方面.尤其是在西藏地方茶叶市场与英属印度的争夺上;提出西藏地方经济自给论.张荫棠的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加强藏汉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重视教育,主张改良西藏地方风俗.张荫棠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应该给以"了解之同情",不能简单指责为大民族主义.     

论清代青海民族纠纷解决与社会控制

青海地区是历代中央王朝治边的重心,清代作为多民族国家最为巩固的朝代,当然不能忽视对青海的管辖.由于特殊的民族格局与宗教文化,清代中原王朝对青海的统治仍然遵循着“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纠纷解决中社会控制力量在国家权威认同后不断演变,以史料所见,纠纷解决中的社会控制可以分为罚服控制、调解控制、救助控制、弹压控制四种类型,社会控制模式主要有以习惯法为主、民间诉诸于官方、官方依赖于民间的三种方式.     

清末民初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

清末民初,传统的民族思想愈加不能减轻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人民千方百计地寻求救亡途径。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成为国人关注的重要议题,以改良派、革命派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别围绕民族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民族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进行民族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国各民族自觉程度、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