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社会救助中保障、凝聚、包容与增能之整合路径

社会质量是考评社会救助政策的一个重要方法.通过经济-社会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增能等社会质量理论的条件性要素评估汶川灾后救助政策,发现救助政策在资源供给、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增能等主要社会质量指标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心理慰藉、特殊性需求满足、社会参与等社会质量亚指标方面又显示出救助政策的准备不足.运用社会质量理论检验现实救灾行动,反思相关社会政策,将为未来的灾害救助积累政策经验.     

论突发事件灾后恢复重建能力建设

灾后恢复重建是突发事件三大环节的最后一环,也是考验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最重要一环.本文从灾后安置、心理干预、环境恢复、疾病防治、社会治安、重建监管、社会动员、调查评估、救助创新九个方面论述了恢复重建能力建设的精要.     

中国巨灾灾后救助动员模式比较——以"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为例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书写了中国内地灾后救助动员形式的新篇章.建国后我国两次重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灾后救助动员形式,说明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灾后救助动员模式也已经发生了转变.基于当前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事实,"政治动员为主导,辅以社会动员"的灾后救助动员模式仍是符合现实国情的,且是当今中国社会效率最高的灾后救助动员模式.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后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

福利多元主义以去中心化、决策参与等价值观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共同参与,这与我国所倡导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灾后救助理念不谋而合。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后残疾人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明确救助主体、救助方式及救助性质等方面,从而通过帮扶项目的定位、救助力量的凝聚、部门关系的拓展来构建完整的救助体系。     

“非灾”经济发展扶贫模式理论研究

扶贫与彻底脱贫是“十三五”规划期的刚性要求,受到全社会广泛而高度的关注,如何实施扶贫是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我国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出现过多种扶贫模式,包括整村推进模式、产业化扶贫模式、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等,但各有利弊。本文受灾害地区重建模式的启发,提出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即把贫困视为一种“社会灾害”,将贫困地区中的“短板”地区列为“非灾经济发展区”,并对这些地区参照灾害地区重建模式对其进行“非灾重建”,使其经济、社会、生态等焕发生机,以期达到脱贫和精准扶贫的目的。本文以有关经济学理论为依据,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的实施效果为实践佐证,通过湖北省非灾经济发展区的选择、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灾经济发展区非灾重建后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测,对该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论证,对实施这一模式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防范灾害救助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的对策建议——以余姚“菲特”台风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为切入点

现代救灾能力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时代,特重大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性与网络相结合,网络对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进行围观,引起网络舆论质变,可能引发网络公共事件,造成社会风险,对政府灾害救助能力提出新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现代救灾能力不强、灾害信息发布机制存在缺陷、网络舆情应对能力落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失当等。防范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要厘清其转化机制,重点掌握其酝酿、发生、发展、高潮、平息五个阶段特征。实践中,应按照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着力加快政府现代救灾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灾害信息发布机制,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增强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改进官媒灾难报道方式,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同时完善网络监管,倡导网络自律。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

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理论范畴还是在实务领域都已进入比较成熟的境界,被广泛实施于灾后恢复重建,然而中国大陆对专业社会工作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尚未有效理顺.随着中国近年的灾害多发,迫切需要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本文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灾区人民需求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灾后恢复重建的空间,建构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服务框架,并从社会工作角色新的塑造、介入的基础与目标、介入的策略等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路径.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

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理论范畴还是在实务领域都已进入比较成熟的状态,被广泛实施于灾后恢复重建,然而中国大陆对专业社会工作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尚未有效理顺。随着中国灾害的常态化,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论文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灾区人口需求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灾后恢复重建的空间,建构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服务框架,并从社会工作角色新的塑造、介入的基础与目标、介入的策略等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路径。     

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以汶川地震为例

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人们在灾后恢复中赖以依靠的三种重要的资本,其作用在不同社会的不同灾害中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利用2009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17个村的问卷调查,比较了三种资本在灾后恢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汶川地震灾区,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在灾后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正式制度不足的作用。     

试论减灾产业化

减灾包括一切可以减轻或控制灾害事故危害以及通过灾后补偿使受灾主体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活动，如灾害预报、救灾物资生产和储备、防洪工程建设、政府救济、灾害保险、医疗救助等。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灾害的数量及其造成的损失正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增长，成为阻滞当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把减灾工作提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努力推动减灾产业化进程，以促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减灾产业化的理论分析所谓减灾产业化，就是将减灾活动从单纯服从公益目标的公共经济转变为能够按照商品经济原则以…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电视媒介灾害信息传播考察

灾害事件发生后,电视媒介及时传递灾害信息,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在灾害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视媒介灾害信息传播主要有电视新闻、电视评论、电视访谈、电视广告、电视服务类节目、电视晚会等六种形式。但传播过程中还存在灾时传播和平时传播失衡、过度报道和同质报道显现、煽情报道和作秀报道时有发生等问题。做好电视媒介灾害信息传播,要注重灾害报道和平时报道的结合,要完善电视媒介灾害报道应急预案,建立电视媒介灾害信息传播运行和评价机制。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重大项目建设评价必须引入“社会风险”维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技术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还要考虑到社会风险。项目所涉风险边界沿着“技术风险一经济风险一环境风险一社会风险”的路径扩展。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相关,管理中需要对公众的非正常资源动员行为模式予以调适和纠偏,以降低集群行为的发生概率。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体系包括利益相关者、受评项目和政府风险管控三个子系统,风险辨识、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应贯穿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我国荒政中的市场性救荒措施研究--以禁遏籴为例

市场性救荒措施是指符合市场规律的赈济方式,禁遏籴颇具有代表性.它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市场经济原则,在赈灾中产生良好的效应,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其仍有赖于官府的强力推行,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从历史发展趋势看,"通商"救荒日趋为人们所了解与重视,反映了我国传统救荒呈现出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走向.     

国家辅助性原则在中国自然灾害行政给付中的实施

国家辅助性原则又称补充性原则,是指国家或政府对社会弱者承担次位的救助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以国家或社会有能力为前提。为确保政府职能的服务性,应将国家辅助性原则作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在灾害给付中,国家辅助性原则要求明确个人的自救责任,推动社会的积极参与,发挥国家的辅助性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灾荒频繁,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政府为了救灾,向国内外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为了保管这些资金,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严格管理制度,并对资金收支情况进行监督,可是社会保障资金流失仍然非常严重。其原因是政府的专制独裁,特权阶层可以从容地套取社会保障资金而不受任何制裁,监督机构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职能薄弱,大小官吏大肆贪污,社会保障资金严重流失。     

灾害社会科学:基于脆弱性视角的整合范式

灾害的社会与自然双重属性共同形塑了灾害多学科交叉研究谱系,灾害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亦呈现区隔性。随着现实与理论的双重驱动,灾害研究迈入整合研究的全新阶段,新范式的发展与完善便成为核心议题。本文聚焦灾害社会科学中的脆弱性研究范式兴起与演进过程,并基于脆弱性视角提出研究灾害发生与演化的本土化整合分析话语体系。     

辽朝社会保障措施述论

辽朝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采取社会保障措施,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社会优抚主要包括优恤将士、优遇致仕官吏、优抚年老百姓等;社会福利主要是赏赐皇族、近臣、功臣、贫弱群体等;社会救济主要包括救灾、扶贫等。辽朝的社会保障措施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绩效浅析

北洋军阀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及维护其所代表的阶级的既得利益,虽然被迫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有关社会保险、救灾、福利与救济、优抚安置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对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生活安全的保障方式、保障内容、保障政策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诸如,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建立,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救灾、救济福利机构,制定了优抚安置计划等等,但是,由于这些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实施和执行不力,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太少,保障项目不全,待遇偏低,加之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状态,致使劳动者和社会成员从中所获取的收益甚微。民国时期,真正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