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丽、李朝诗人对黄庭坚诗学的接受与变通

高丽、李朝汉诗对黄庭坚的接受是通过书籍的刊行、翻译而实现的,12世纪末,黄庭坚已经在高丽、李朝汉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接受是主动和自觉的变通,接受重心集中在诗学观点上,目的在于指导本国诗人的创作实践;认同并高度评价黄庭坚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从唐风到宋调转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肯定其对高丽、李朝诗学产生重要影响.     

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

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民族自信心渐趋增强。通过对本国山水景观的再发现,高丽文人体味到高丽可与中原相媲美的高度自信;《东明王篇》通过在《三国史记》基础上对本土历史记忆的再建构,强化高丽政权合法性,强化国民的族源认同;战争与使行诗表现出高丽面对周边民族政权以"华"自居,甚至想与宋朝这一传统中原政权并居"中华"中心的高度自信。这既是高丽通过自建国以来持续学习、模仿古代中国,逐渐确立其国家主体意识的结果,也是12至13世纪东北亚局势变化的激发。     

杜甫对陶渊明的诗学接受

学界对陶杜儒学精神和生活趣味的联系强调较多,但对诗歌上的美学表现,尤其在诗歌艺术的具体关系上,认识不够。细读文本,可知杜甫对陶渊明诗艺的接受不仅自觉,而且广泛深入。在形成浑厚有力的诗风﹑开拓生活化的题材﹑抒写富有理趣的悠闲之情﹑继承比兴艺术酝酿含蓄精深的诗意﹑发挥创作的自娱自遣功能﹑表现仁民爱物情怀以及句法﹑章法等具体的技巧诸多方面,杜甫对陶渊明都有继承,并自成特点。     

“泛宋诗运动”与近代汉诗语言体式的变异

晚清之时宋诗运动有一种渐次扩容、不断泛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对古典汉诗的语言体式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语言形式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俗语入诗,使近体诗语言更加通俗化;欧化语汇的大量掺入,打破了近体诗"古雅纯正"的格局;新语法的广泛使用,促使诗文边界进一步模糊。体式变化方面则有:推论句法的广泛使用,导致诗歌议论性的进一步强化;叙事性增强,改变了传统诗体的言说方式;融合诗歌诸体,借鉴散文因素,致使诗歌发生"杂体化"变异;虚词广泛使用,推进了诗歌的散文化趋势;诗歌功能发生变化,出现从表现性抒情到传达性信息的转变等。宋诗运动对"诗界革命"无疑有推动之功,但晚清"新体诗"严守"新理想旧风格"禁律,"旧格律"成为无法逾越的文体障碍,对这一壁障做"最后一击"的乃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因此白话诗运动可以说是晚清宋诗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新变代雄与宋诗之文学史地位

宋人学古变古之道，在形式上作选择，琢磨，添加，改换；批判性继承外，在内容上又作建设性之嫁接、交融、借鉴、整合，故能“创前未有，传后无穷”。变唐贤之所已能，发唐诗之所未尽。不但突破动摇了唐诗塑造的诗学本色，而且又系统地建构了宋调的新典范。标新求变之宋诗，可以带给读者鲜明的感受，及更多关注的兴趣，表现出陌生化的美感来。宋诗由学唐变唐，而自成一家。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试论高丽对宋的朝贡贸易

宋朝与高丽通交的时期堪称中朝两国历史上最为和睦的阶段。双方外交往来政治属性较弱,其中一个阶段基本上完全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高丽对宋频繁开展了朝贡贸易。丽宋朝贡贸易的航路和基本方式及交流的物种等,归纳了高丽共68次来宋朝朝贡的具体情况。     

宋诗中的长题对其诗歌接受的影响研究——以苏轼诗歌为中心

由于宋代科举考试对诗赋的贬抑及诗人自身欲寻求诗歌艺术的突破等原因,一部分宋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往往随性而抒发,表现之一就是诗歌的题目相当冗长。但由于传播的便利性原则的规律使然,这些长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诗歌在当时和后世的接受有不利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宋诗的印象。苏轼就是这些喜用长题的宋代诗人中的典型代表,尽管诗歌长题是苏轼"以文为诗"的一种艺术拓殖,但长题还是对这部分诗歌传播接受的不利影响甚大;尽管如此,从在宋代及之后的元明清的苏轼诗歌接受过程来看,苏轼诗歌也在不同的声音中成就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     

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体系的新尝试——评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以西方接受美学为理论参照。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读者接受的思想资料进行审视和研究。如今,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一批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出广阔的学术前景。邓新华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诗学》)就是该研究领域内一部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接受美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内兴起的,它主要研究读者文学接受活动的一系列特点和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接受美学就是西方的专利,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接受的思想资料就相当丰…     

民俗视野中的宋词创作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宋词文化批判兴起，民俗文化就成为宋词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评论者或从宏观的大文化视野关照宋词的产生以及担负的社会文化作用，或将之作为某个历史时期民俗生活材料的记录，在历史层面上进行信息的还原。但是，由于民俗具有生活相和风习的文化意识两个层面，它对宋词创作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风俗画、世态人情的表层展示上，它在更深层次影响着词人的创作情感和艺术思维，以传承性的巨大感染力约束着词人的创作。文章拟就从民俗对词人创作过程的影响切入，探讨民俗文化与宋词创作之间的深层联系。     

清人论宋词绝句脞说

论词绝句是清代新出现的词学批评形式,其中以论宋词者数量最多、价值最高.清人的论宋词绝句以品评词人、赏析名句、歌咏本事为主要内容,其中有不少观点乃发词话之先.清人以散点透视与摘句褒贬为主要评词方式,又以提点推宕的结构成功解决了论词绝句中理性议论与感性诗意间的矛盾.这些论词绝句深含清人的词学思想,不仅对我们研究宋词具有启发意义,同时也是我们剖析清代词学思想的极好史料.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松筠和他的《西招纪行诗》

松筠是清代中期著名的边疆大吏、驻藏大臣,他对清王朝的边疆治理做出过较为卓著的贡献。同时,他还有一些咏藏诗传世。本文根据他的长诗《西招纪行诗》分析他的治边思想形成、表现以及其诗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论证其诗在清代咏藏诗苑的地位。     

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

这反而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宋无诗“史”的特点。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李军$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北京100875~~~~[1]杨镰.元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元人十种诗[Z].北京:中国书店,1990 [3]袁世硕,阿布晋一郎.解识龚开[J].文学遗产,2003,(5):8496.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全宋诗》重出作品21首及其归属

文章辑录<全宋诗>重出作品21首,并对其归属做了考辨,对<全宋诗>的进一步完善,庶几可献杯薪之力.     

词的雅化与音乐演进关系

对宋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期间的乐府制度、音乐理论、民间音乐等与词乐密切相关的诸因素的源流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从研究的角度理清唐宋词与音乐演进发展的脉络,说明音乐对词的特性及词体演变有显著影响。     

从接受走向超越接受

文学批评中存在两种因接受对象不同而不同的接受类型①。一是对文学作品的接受 ,二是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的接受。韦勒克在论述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时 ,出发点显然是前者 ,即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然而当其在文学作品存在方式问题上提出透视主义时 ,其着眼点已转移到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的接受上来。因为 ,“透视主义”在韦勒克那里是藉着价值问题提出的。“我们还没有讨论价值问题。但上述讨论应该能够说明在标准与价值之外任何结构都不存在。不谈价值 ,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