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基于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

本文首先辨析了人口流动模型中的刘易斯模式和托达罗模式的关键分歧 ,即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是如何决定的 ;在此基础上 ,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没有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 ,以及巨大的城乡差距为什么没有导致农业劳动者在城市中的大量失业。城市中存在着结构失衡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农业劳动者主要就业于低层次市场 ,要加快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就要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缓解这种失衡。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劳动力市场分割、户口与城乡就业差异

文章利用2006年CHNS数据,根据切换回归模型的结果检验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分割,并分析了分割状态下户口对城乡劳动者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二元分割;户口是限制农村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拥有城镇户口的劳动者不仅几乎垄断了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而且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也处于有利地位.     

人口特征、劳动关系对在职培训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浙江省6县市企业职工的调研数据,分析了人口特征和劳动关系特征对劳动者获得企业提供的培训机会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农村转移劳动力获得企业培训的概率比城市劳动者低5.8个百分点;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合同的签约率较低、从事的主要工作岗位是一般员工是造成城乡劳动者获得培训差异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在短期应通过劳动合同保证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在长期应该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才能逐步消除城乡劳动者在获得职业培训机会方面的差异。     

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

文章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从横向看,中国城市化率还偏低;从纵向看,中国城市化低于工业化的偏差正在扭转;从结构看,劳动力仍较多地聚集于农业生产,是资源配置的最大错位.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最大特点是在打破城乡要素分割的基础上实现的.但由于受到就业、生活、交往等多个层面的社会排斥,大多数农村流动劳动力未能实现稳定定居,处于"半城市化"阶段,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会加快,统筹城乡成为公平发展的要求,这些都给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已实现了大规模的转移,且具有逐年增加、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向沿海地区集中的特点,但劳动力市场制度分割、户籍制度与农地经营政策、劳动力素质偏低且劳动力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因素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为此,应采取积极措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城市化步伐,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并加大教育和培训投资力度,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提高转移质量。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转型时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与非农化滞后问题分析

进入转型时期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和非农化总体上比转型期之前明显加快,但是,城市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与非农化水平,而且进入90年代以后,城市化与非农化都出现了趋于滞缓的新变化。体制型的城市化滞后必然导致非农化转移滞缓。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必须加快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与非农化的新一轮再推进,大力促进城市化推动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     

粮食安全框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研究——基于劳动价值增量理论的分析

处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且城乡差异化显著的经济社会,当代农民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转移.本文在粮食安全框架下研究了农村劳动力个体转移模式的选择.研究的基本理论为劳动价值增量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农村劳动力中的个体,研究的主要方法为比较优势分析法.假设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模式的选择上,劳动力个体始终扮演着"理性人"的角色且会做出有利于生产要素配置的理性决策.理论分析表明劳动力无论在短期转移还是在长期转移中受人力资本逐利性驱动,均会朝着劳动价值增量为正的方向转移,继而探索出农村劳动力最佳的转移方式为"转业不转地,离乡不离土".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劳动力有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转化探索

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稀缺转化过程中通常存在一个有限供给阶段,但古典二元经济学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向稀缺转化理论未明确提出劳动力有限供给,导致学界在讨论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的刘易斯拐点时,出现一些争论。在研究二元经济转化路径时,又假定吸纳农业劳动力的现代部门主要将工资作为成本,通过低工资增加利润,吸纳农业劳动力,但长期低工资会造成消费不足、劳动者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因此,文章在界定劳动力有限供给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出现时点、无限到有限过渡期、有限供给阶段。文章建议,在中国高质量创新发展与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向稀缺转化（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实现）中,推进中小微企业使用总体报酬,激励吸纳的农业劳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创新劳动,实现劳动者、企业与二元经济转化共赢。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的解释——人力资本差异视角

基于两种人力资本差异视角,构建理论模型,探究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现象,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影响,而转移劳动力的不同层次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正向作用。随着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附着在转移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量流出较多。中、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外溢及农村人力资本的弱化是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为此,应对外流的人力资本进行补偿。     

劳务输出和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县包场区考察

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潮流,正呈现出转移途径多样化,并突破“就地转移”模式的趋势。目前,由于受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因素的限制,这种趋势,还不能进入大规模人口迁移的阶段,而以农村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的劳务输出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考察劳务输出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由此产生的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把这一现象放在国民经     

刘易斯拐点时代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研究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遏阻的制度壁垒下,我国正在步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倒逼效应。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技能和意愿,离农、去农现象严重。因此,尽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全局有着重大意义。     

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中部地区的调查

本文基于对陕西省中部地区8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中部地区村域资源拥有及开发程度、村干部素质、村城基础设施条件、距城镇距离和家庭身份等对农村劳动力是否进行就地转移具有显著影响。为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重视村干部的作用,加快农村各项优势资源的充分开发,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小城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母亲在就地转移中的作用。     

城市化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是过去25年中世界上城镇人口增长率提高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主要地区,中西部人口大省和人均耕地水平较低的地区是农村人口的主要迁出地。今后20年是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有效促进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中国在城乡间采取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制度安排不仅侵害了广大农村居民的利益,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制度性机会成本,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付出了高昂代价。城市化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未来2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潜力和趋势分析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学术界对此研究很多,然而由于对农村非农化劳动力的概念以及基本数据等方面存在不统一等问题,因此一些基本研究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关于未来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潜力则缺乏专门的系统定量研究。本文通过未来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变动预测、农业劳动力需求预测以及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趋势分析及综合比较,测算了中国未来20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研究发现,未来中国农村每年农业剩余的劳动力规模将逐年减少,到2030年农村剩余总的劳动力将在1亿～2.5亿之间。而近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存量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因为其在今后10年内将超过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潜力,从而增长将会趋于停止,同时农村剩余的可供转移的劳动力也将在5～10年内趋于零。     

二元经济论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兼论中国劳动力转移

刘易斯创立的二元经济论系统地阐述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模型,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托达罗等经济学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是二元经济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角度精辟地论述了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过程,但也有不足。对研究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意义     

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与刘易斯模型预测的"拐点"不同,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伴随着高达60%比例农村人口的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现象,文章称之为"准刘易斯拐点".尽管有多方面因素促成这一现象,但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一些潜在力量促使这一冲击现象尽快结束.文章认为,面对伴随"民工荒"而出现的中国"拐点"问题,中国政府政策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以建立良性循环和互信互利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及劳资关系.经过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劳工之间的调适和努力,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较好地渡过"民工荒"冲击阶段,回到正常的二元经济转型轨道.     

嵌入性视角下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运用嵌入性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基于CLDS2016的数据,通过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技术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的分析框架,采用多项Logit方程模型探索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状况等因素后,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技术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均对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影响。其中农业生产经历、传统共识、社会保障、价值观、宗教信仰和朋友数量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负影响;现代基本生活技能、当地企业数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技术培训、学历和地势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正影响;相对于其他因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现代基本生活技能在就地转移中影响更大。另外,在个人特征中,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影响非常显著;与对全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影响不同的是技术培训对回流劳动力就地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