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关系——基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业准入规制目标存在一定差异,地方政府为维护自身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业促进等方面的利益,在执行国家产业规制政策时可能会出现一定偏差,即不完全执行中央政府的准入规制政策。鉴于此,通过构建光伏产业准入规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时产生偏差的原因,对中央政府的监督方式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混合策略支持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执行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执行应采取支持与合作的策略,中央政府应积极引导地方政府提升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偏好程度,确保地方政府支持光伏产业的偏好程度达到双方利益均衡,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赢。     

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

在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亚述兴起之前,埃及对巴比伦的政策是通过物质资助来换取巴比伦的支持,而巴比伦在政治上与埃及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目的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第二个时期,亚述兴起之后,巴比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为了换取埃及的支持,开始放弃苛刻的经济外交政策,提高了对政治地位的关注,而埃及出于牵制巴比伦的目的,不顾巴比伦的反对最终承认了亚述。     

论政府政策行为超域效应原理及其方法论意义

政府政策行为的效应问题与政府政策行为的功能问题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和近代兴起的行政学已经揭示出政府行为与政府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直接对应关系。然而 ,对于政府政策行为来说 ,由于它是政府用来调控社会利益关系的行为 ,而社会利益之间又存在着相关性 ,因此其效应往往会超出它所直接调控的利益关系领域而对另一个利益关系领域产生效应 ,即超域效应。正确认识政府政策行为的这种超域效应 ,对于正确评估政府政策行为的效果和政府正确地选择政策策略都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调停外交

美国的调停外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对欧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战前期,美国以“中立”自居,不管交战双方欢迎与否都积极地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公正”的调停人和仲裁者,以追求和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威尔逊政府以调停促成交战双方妥协的外交活动,对交战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我们为了能够真正全面而客观地了解一战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及其扩张本质,本文试图对美国调停外交的过程、实质及其失败作一探索。     

农民工创业区位的选择

在农民工做出创业决策,选择返乡创业或留城创业过程中,存在着农民工、家乡地政府和务工地政府之间因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博弈行为。为研究两地政府的政策对农民工创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可以利用动态博弈理论,构建两地政府、家乡地政府与农民工、务工地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三者的博弈关系。家乡地政府与务工地政府吸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或留城创业的占优策略都是采取支持政策;相对于经济发达的务工地政府来说,家乡地政府在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家乡地政府支持政策下,农民工能利用家乡的优势情况下返乡创业概率较高;务工地政府具有较好的市场、信息、资源等有利于创业的优势,占优策略是选择支持政策,吸引优秀农民工留城创业。因此,两地政府在制定吸引农民工创业政策时要扬长避短,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所需的条件,降低创业成本。     

利益平衡视角下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分析

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分析框架,集中关注有关案例中企业和公民利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企业利益、公民利益和政府政策的价值偏好三个角度来分析目前水污染治理中利益格局的不平衡状态,并从政府公共管理出发探寻利益结构失衡的原因,即地方经济利益格局、GDP政绩考核模式、权力配置错位,环保财政投入不足与资金利用低效等。在此基础上,讨论政府如何通过政绩考评体系、权利问责机制及提高排污成本相关法律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来调节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政府购买服务契约的权力运作逻辑——基于珠三角B市购买社会服务的研究

文章以珠三角B市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为基础,分析当前权力制约关系下的契约关系运行逻辑。首先,在契约关系缔结过程中,契约双方分为"统合主义""互助式合作""分利式合谋""孵化式合作"四种类型。其次,契约双方在经济利益、价值观念、关键人物的管理风格、所在组织成熟度的不同导致双方关系维系表现不同。契约双方关系并不完全是纸面上的合同关系,还表现为事实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体现了强烈的"街道统合主义"权力运作特征。政府购买服务能否达到政策预期效果,其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建立均衡的利益团体博弈体制。     

萨达特时期埃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埃苏关系的急剧变化始于萨达特上台之后。萨达特与“权力中心”的斗争 ,增加了双方的不信任。随后 ,双方在埃及实行开放政策、调整中东政策、改善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等方面 ,分歧日增。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 ,加深了埃苏矛盾的发展 ,两国关系终由盟友走上敌对     

政府与企业之间:试论南京时期工商同业公会的经济职能

近代的同业公会作为普设的行业组织,对于政府与企业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同业公会法规及相关政策中,政府赋予同业公会及行规以法律合法性,其目的不仅在于保障或规范其行业自治权,更期待公会协助经济行政。对于同业公会来说,维护同业利益是其根本出发点,而如何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创建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则是其中心任务。在政府经济管理及行业经济自治两个方面,同业公会都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     

政策支持对江西省农业龙头企业行为绩效的影响——基于农户、企业、政府的视角

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载体和带动力量。为了扶持农业产业化和扶持农民,中央和地方政府选择了一批又一批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政策支持的重点对象,给予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科技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多方面的扶持。在此背景下,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效率评价问题成为政府决策部门关注的焦点和政策研究的热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选择农户、企业(投资者)和政府三者为农业龙头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从3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研究政策扶持与江西省农业龙头企业行为绩效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些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雅尔塔密约与美苏东方战略构想

雅尔塔密约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对于美苏来说，它符合彼此的东方战略意图。美国以部分中国主权作交易，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和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以便达到其称霸亚洲的目的；苏联则从维护本国利益立场出发，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以支持蒋介石政权为条件，取得中国东北权益，并据此与美国在远东的势力抗衡。雅尔塔密约正是美苏双方既争夺、又妥协的产物。     

产业扶贫中地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演化博弈

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重要内容。在产业扶贫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是扶贫项目决策的关键主体。由于利益的涉及,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博弈关系:地方政府担心企业对扶贫资金套利,企业对政府政策的稳定性不够信任。建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模拟双方在不同的初始状态下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分析影响双方策略选择的因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以及推动产业扶贫的持续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大国“治权”与特殊行省——奥斯曼帝国行省管理的“埃及难题”

奥斯曼帝国晚期对埃及行省的统治,前七十七年(1805—1882)拥有名义上的主权而没有治权,后二十七年(1882—1909)得到了虚幻的“治权”。埃及实质上是独立政体,政治机构的设立具备“国家”的规模,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子孙是世袭君主,独立开展外交。1882年英国在埃及驻军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派遣一名专员到埃及,既保持了对埃及的名义主权,也得到了对埃及行省的“治权”。为了对付埃及,奥斯曼政府多次求助于英、法、俄等国的帮助。埃及统治者能否对抗并挑战奥斯曼帝国政府,也取决于欧洲大国的态度。“外国干涉内政”成为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行省的共同需求。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宣称“埃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和奥斯曼政府共同制造埃及“回归”帝国的假象。     

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大国的一种选择

在尊重企业自主决策的基础上,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应区别对待:对符合国家经济利益的资源获取型和学习型项目应采取支持和促进政策,而对部分机会成本大、外部不经济项目应采取抑制政策,对一般性项目则应采取中性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对库尔德斯坦政策的嬗变(1914—1918)

一战前,为了维护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与商业利益,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持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稳定与领土完整,对库尔德人独立的政治要求采取了不支持政策。一战爆发后,英国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英国不但要求分割奥斯曼帝国,而且于1918年直接出兵占领了南库尔德斯坦。英国政策的转变,除了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石油的战略价值有直接的关联以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库尔德人主观政治诉求的结果。从本质上来说,从一战前不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到战时直接占领南库尔德斯坦,英国对库尔德人的未来发展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这种转变仅仅是维护其战时战略、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权益之计,对战后英国的中东外交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也为战后库尔德人悲惨历史命运的开启埋下了伏笔。     

GI农产品质量维护的多重博弈分析

针对近年来GI农产品质量事故频发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GI农产品产业链得出影响GI农产品质量的核心利益相关方为地方政府、加工企业和农户;从界定三者行为和关系入手,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对地方政府和加工企业、加工企业和农户以及地方政府和农户的两两博弈关系进行了研究;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维护质量的协同性,构建了包含地方政府、加工企业和农户在内的多元动态博弈模型;并通过各类博弈模型提出了完善制度反馈机制、加强核心利益相关方沟通等政策建议。     

关系行政对政府政策运行影响分析——以泰安地区民办教师政策运行为例

人际关系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就会产生关系行政。政府政策运行活动作为政治行为的一种，难免深陷“人情陷阱”。根据对泰安地区民办教师政策运行过程的研究分析和对近年针对民办教师“转正”“清退”等政策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在现代社会，个人或团体为维护自身利益,破坏正常的政策约束，严重情况下，关系的影响力甚至将强于政策本身影响力。通过关系行政对政府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为政府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执行探寻合理思路以及高效的途径。     

论中央调控下的地方政府间合作

改革开放前,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阻隔了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央通过专项政策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维护地方政府间合作秩序,并通过人事变动为地方政府间合作创造条件.但是中央通过政策、法规、人事调整等方式调控地方政府间关系存在不足.从战略高度统一规划,利用政治动机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加强中央仲裁地方政府间争议的能力,避免频繁的人事变动是地方政府间合作持续、稳定的有效途径.     

企业税收筹划的博弈分析

税收筹划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应当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税务机关征税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存在冲突,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税务机关在实际征管中要考虑政府的立法意图和企业对此的反应和行为选择,企业在实施筹划行为时要权衡自己所得和可能受到的惩罚,双方博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征纳双方都能接受的均衡.     

形成中的市民社会:民间商会发展的空间与限度

民间商会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寻找生长的空间.一方面它们在服务行业企业、推动经济增长、解决贸易纠纷、代表行业利益等方面发挥着类似于利益团体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获取资源以及政策支持,它们仍然保持着与政府的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