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总督与边疆治理——以陕西三边总制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与管理,先后在两广、陕西三边、宣大等地区派设总督。其中陕西三边总督最初称为"总制",通过曲折的发展过程,最终成为定制。在此过程中,其职权的行使受到了某些阻碍,影响了御边作用的发挥。但从总体发展趋势看,其职权在不断扩大,已然超出了军事事务的范围,渐由应急性质向地方管理方向发展,对陕西三边地方的建设与管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其对四镇巡抚的节制愈加严厉,与其他地方官的往来亦愈加频繁,从而加强了其与当地权力系统之关系,成为边疆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兼差大过本职：李鸿章与“北洋大臣”的职分转换

1870年11月12日，清政府的对外官制有重大调整，三口通商大臣被裁，直隶总督李鸿章授钦差，兼理通商事务，即在直隶总督的本差之外，兼任北洋大臣，一身二任，治内御外，治所也分为保定和天津两处。此乃清朝官职前所未有的特例，预示着清朝外交的变通，复成为“北洋”概念转换的节点，并开启汉族大臣介入晚清外交的新局。北洋大臣事同创始，责任綦重，成为具有处理国家外交、国防、兵工性质的职衔，职掌范围远远超过直隶总督。李鸿章身后，“北洋”的概念又有流变与放大。     

民国时期兼理司法制度的内涵及其价值分析

民国时期的兼理司法制度是在新式法院设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在县级地方政府所推行的一种临时性司法救济措施 ,其组织形式包括审检所、县知事兼理司法、县司法公署和县司法处制度等 ,其实质是以县的行政长官主持和负责司法审判事务。该制度向传统司法模式回归的内在价值取向与采用近代司法体制的外在形式追求之间的矛盾决定兼理司法制度不是所谓的兼理司法法院或兼理司法院     

乾隆年间辟展同知设置考

文章利用满汉档案资料就清代各种文献有关辟展同知设立时间进行了综合讨论,指出文献中乾隆三十六年以前出现之辟展同知实为清朝由内地临时派遣辟展专办粮饷、粮务之"管粮同知",亦无辟展专属印信.至乾隆三十六年,陕甘总督明山因辟展地处交通咽喉,政务殷繁,始奏准设立辟展实缺同知,次年铸给专属印信.辟展同知的设立意义,实为日后吐鲁番改...     

明代延绥镇民运粮供应区的形成与分布

明代延绥镇的粮饷长期依赖腹里行省的民运税粮供给,但明初并没有固定的供应区和稳定的供应机制,而是由户部从山东、河南等地因需调拨。从成化十九年起始形成固定的供应区,即陕西部分府州和河南布政司,但由于边警与灾荒之故,仍不时需要从各地（主要是相邻省份和江南地区）调取本色、折色以充军用。     

明大同镇新平路考述

明代大同镇为了加强和巩固军事防御体系,于嘉靖四十五年设立新平路,初步完善了镇、道、路、堡等各层次相统协的边防体系。尽管新平路驻兵规模较小,但它扼守宣大门户,不仅具有军事预警的功能,同时也是蒙汉经济贸易的通道,是民族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场所,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清末广东警政建设中的两广总督

晚清广东复杂的社会环境,使两广总督多为名吏,他们的警政思想和具体实践反映了清末警察在中国推行过程中的曲折斗争.本文主要从总督的警政思想和警政实践中的阻碍两方面来叙述.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迁进路径考论

督抚制度是清代文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督抚作为文官,行省总督的迁进路径必然符合文官迁进路径规律的一般特点,总督群体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与文官制度下的官僚系统中的其它群体一样,经历相同或相似的迁进路径.但是,陕甘总督的满洲缺又决定了陕甘总督群体迁进路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遵循文官迁进路径一般性的同时,体现出旗人迁进路径的特殊性,笔帖式和侍卫为主要进身路径和文武易途而进成为陕甘总督群体迁进路径的主要特点.     

"海源阁" 藏书楼主人在清江浦的聚书活动

清代藏书家杨以增在清江浦任河道总督期间 ,依据天时、地利、人和等诸方面的条件 ,聚了从江南私家藏书楼中失散出来的大量的珍本秘籍 ,为“海源阁”藏书奠定了基础 ,其中不乏有镇阁之宝     

清代陇东地区镇的类型分析及其形成因素

明清时期是市镇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在江南地区,市镇亦然成为镇的代名词。但由于区域自然环境的差异性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尤其在北方边疆地区,镇的类型呈现多样化。具体到陇东地区,镇的类型主要有军镇、驿镇、商镇、混合镇等,但其中以商贸性质的镇为主。另外,历史因素和自然地理环境是造成镇的类型形成的重要因素。     

论汉英互译中的文化因素

在汉英互译中,汉英对应词所蕴含的文化涵义有时相同,有时不相同,有时根本没有对应词,有时又因其含有相抵触的意义而不能互译。本文将这些现象分为五类,并从多方位对文化因素在汉英互译中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从福建伊辙布案看乾隆朝布政使制度的弊端

＂布政使＂是明清时期主管一省行政和财赋之出纳的官职。乾隆时期的布政使既主管钱粮,又兼管民政,而且,与总督、巡抚、按察使之间又存在极其微妙的关系,从而导致督抚藩臬之间相互勾结,致使使乾隆后期,布政使贪污腐败案件屡屡发生,其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以乾隆六十年的福建大案为例,在这一大狱中,身为布政使的伊辙布知情不报,虚报亏缺,且串通库吏周经,侵贪帑项,最终受到了严惩。由此可以见出乾隆朝布政使设置上的一大弊端,即职权太重但仍要受督抚管制。     

清代审户程序研究

审户是清代勘灾程序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的环节之一。主要是由勘灾人员查清并确定灾民的贫困等级状况、灾民大小口数额及勘定灾民财产损毁情况及人口伤亡数等项,以此为据客观填报审户图册。这是清代灾后钱粮赈济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官府及时掌握灾民情况、调集钱粮赈灾发挥着积极作用,是赈灾顺利推行、取得良好赈灾成效的重要保障。     

朱之锡治河

清初河患异常严重,清承明制设立河道总督。朱之锡是清代第二任河道总督,他在任期间提出了具体的治河措施并加以实施,使河患得以减轻。朱之锡为治河鞠躬尽瘁,病死于任上,因此,深受沿河百姓爱戴,死后被沿河百姓称为河神。     

明代北疆蒙汉互市问题探索——以明代陕北红山互市为中心

红山互市是明代中后期榆林地区蒙汉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但有关红山互市文献记载较少,以致现有研究存在一些基本史实的错误。本文在考察明代与北边蒙关系基础上,通过文献得知,嘉靖初期,明蒙双方关系紧张,没有和议互市的相关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戍之变"后,明政府被迫开放宣大延宁四镇互市,与之贸易,但为时很短,次年即关闭。直至隆庆五年(1571年),为抚蒙古,才新设立陕北红山市。此外,对明蒙互市禁易商品、易马城等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究。     

政治选择与实践回应:民国县级行政兼理司法制度述评

传统中国司法与行政合一,清末民初进行了司法体制改革,以期依照司法独立的西方宪政原理建立起从上至下的新式独立司法机关.但历经多次改革,基层政权建立独立司法机关的政策未能彻底实现,县级行政兼理司法成为民国时期主要的基层司法体制.县级行政兼理司法类似传统中国县衙审判方式,其形成原因固然有经济拮据和人才缺失的解释,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司法改革的不同特点,该制度代表的行政司法合一的综合治理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民国时期的基层社会尚具备生命力.基层司法制度变革的困境昭示了近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复杂性.     

论四川军政府

辛亥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四川总督赵尔丰,慑于革命形势,在成都绅商斡旋之下,将政权交与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1911年11月27日,成都宣告独立,成立了以蒲殿俊、原新军第17镇统制朱庆澜分任正副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可是,这个     

清前期两江总督及其对江苏发展的影响

两江总督尽管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但驻地江宁,因而受其治政影响最大的是江苏省。而江苏是清代财赋重地,其之治理好坏关乎国计民生,所以清延十分重视两江总督的简选。本文对清前期两江总督的设置、职掌、民族背景、出身、任前职位、任期等进行探讨后发现,在此背景下走出的两江总督多数都能相对清廉勤勉,对江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说明在专制皇权控制下清朝地方的发展,总督的因素不可忽视。     

明代河南省镇营兵制指挥系统设置考述

明代中后期的军事制度主要是省镇营兵制,其指挥系统包括文臣、武将及镇守内臣。河南省镇营兵制指挥系统文臣设置方面,只有巡抚一职而并无总督。宣德年间,开始派驻河南巡抚,在正统、成化年间逐渐掌管河南军政大权,成为凌驾于三司之上的军、政官员。巡抚之下是守、巡、兵备道一级的官员,分守道是布政司的派出官员,分巡道是按察司的派出官员,兵备道一般多由分巡、分守等官员兼任,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卫与府(或副、参与有司)军政分立的问题。武将方面,河南常设之武将为守备一级。守备级别不高,不仅听督抚、同时也受各道及厅级官员节制。明代中后期,河南守备武将数量并不多,大概维持在五个左右。从文臣和武将的设置及河南营兵制发展情况看,有明一代河南的作战与防御任务相对不重,其省镇营兵制的发展不如九边完备。     

论清代钱粮制度对广州世居满族的影响

广州世居满族是清政府由京津地区派驻广州的驻粤八旗兵的后裔。在他们对广州社会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中,钱粮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移民之初,它是国家权力为满族民众营造封闭文化体系的基石,随着清政府势微,日渐腐败的钱粮制度成为广州满汉民众沟通交融的催化剂和共同反抗清政府统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