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前期词坛纵论

宋孝宗前期,曾觌、张抡等人的应制、颂谀词,多歌颂高宗与孝宗"父尧子舜"、"两宫交欢".此期法曲、大曲较兴盛,史浩的大曲,有歌词、乐语,载歌演之状,为此前的摘遍形式所未及.洪适以联章成"转踏",一诗一词,用作演唱.此期诗人为词者不少,范成大既善写田园生活,又因曾使金,其词也能跳出"令人心平气和"之外.杨万里的诗被称为"诚斋体",其词有近似之处.南渡时,因家国之变,留下了较多表现自身不幸的女性词.高、孝相交时期,女性词的创作持续兴盛,虽作品不多,却各有特色,其中最杰出的女词人是朱淑真.     

“令引近慢”合称概指词体考论

令、引、近、慢四个本无关联的词学名词何时开始合称,为什么会被用以概指词体,这是一个久被忽略的重要词学问题。通过考镜源流,本文认为,令引近慢合称概指词体不是因为它们来自同一大曲的不同乐段,亦非基于均拍、韵断或篇幅、字数对词体的划分,而是清人宋翔凤《乐府余论》以令、引近、慢分别代指小令、中调、长调,由小令、中调、长调词体三分演变成的四分法。令引近慢合称概指词体,具有一定的文本依据与历史合理性,同时也是建立在对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相关记载的基础之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词体的本质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的不同认识。     

从"倚声"论唐宋词体之形成与初步发展

词不同于诗,属"倚声"而作、合乐而歌的韵文体格.词所倚之声,最初是唐俗乐歌曲,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曲体结构约束.唐五代文人制词注重"倚声"谐唱,然依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为词体"律化"发轫.北宋以来,文人词创作在"倚声"与"依律"之间各有取舍."倚声"家沿续唐五代制词谐唱之传统,又复增衍"慢"体与前代令曲并称;"依律"者"以诗为词",导致"词"与"俗乐"分离,重拾"正声"以配"雅词".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论杜诗的"点化"艺术手法

杜诗中清新俊逸千古流传的佳句,有许多是经过"点化"翻新而来的.他借前人看似被用废、耗尽审美意义的枯槁词句,经过陶冶点化,或是小小的变动,或是兼采众长,巧妙组合,去粗取精,加以翻新、改造、引中、提升,就会使普通之语变得诗意盎然,成为意蕴深邃、情思飞动的佳词妙语.无疑,多种"点化手法"的运用,是杜诗审美情感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从效体角度探究“希真体”之内涵

朱敦儒以词著称,其词风对南宋及后世作家有较大影响,被誉为"樵歌体"或"希真体"。其中"希真体"的内涵既相对确定,又经后人效体中逐步选择、逐步确认。宋室南渡的国家剧变与麋鹿之性的生命本色是构成"希真体"内涵的两大支点;家国之悲、身世之慨及晚年隐居时期的旷达闲适是"希真体"的构成内容;清隽谐婉,以口语、俗语入词是"希真体"的语言风格。     

清代词原论与词体推尊

清人对往代文学诸体都欲振兴,期以超轶往代,故于此前文学派别,重现争论,如诗论性灵、格调、肌理之说,都是承续往代。词学亦然,但以宋人视同诗家余事,元、明曲盛而词衰,故以尊体为要,推原词体于《诗》《骚》、乐府与唐诗,反映振兴一代词学的强烈意识。其推本于《诗》,要求"风雅之正",有悖词体本色;推于屈《骚》楚辞,则于"美人香草"的比兴之旨有所契合;推于乐府尤其是南朝乐府,在音乐源流、词体意韵方面略有相通;推于唐诗,则以"诗余"解读攀词于诗,论七绝对词体产生的直接影响,较为接近事实,而否定词为"诗余",也是词体自尊的表现。     

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

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没有进行词体革命,这不仅表现为创作的贫乏,更表现为理论的缺失。而梁启超前期以"雅化"的标准推尊词体,也许是他没有进行词体革命的内在因素。胡适提出"白话词"理论,应该为现代文学史上词体的第一次革命,但还只是文学革命的附庸。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运动,是"诗界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词为主体的革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但因为未能领会诗界革命"新意境"的内涵,从而脱离了时代。李冰若和卢冀野之"旧辞新境"的改革,取得了理论和创作的成功,是最接近梁启超"诗界革命"精神的一次词体革命。词体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经过了三代学人的传递,呈现出不同的词体定位意识,导致各家理论无法调和,很难创造出各种要素完美结合的新词体。但词体革命在语言、格律、意境、风格等方面的探索,对当代词坛具有重要的启示。     

南齐诗“谢灵运体”及“傅咸、应璩体”辨析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将南齐诗分为三体,即"谢灵运体"、"傅咸、应璩体"和"鲍照体"。而在南朝文学的大背景下对前两体考察后可知:"谢灵运体"的特点是"启心闲绎,託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未为准的";弊病为"疎慢阐缓,膏育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其"源头诗人"是谢灵运;学习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为谢朓。"傅咸、应璩体"的特点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弊病为"唯睹事例,顿失清采";其"源头诗人"是傅咸、应璩;学习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为王俭。     

秦少游词艺术论

晚唐五代词,于香软之中,仍不乏深厚含蕴。韦庄之清丽自然,后主之纯情真挚,直接影响到秦观,使其长于抒情;温庭筠之含蓄蕴籍,冯延巳深婉绵逸,发展为晏殊、欧阳修闲雅清婉、清疏峻洁。秦观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清新、婉丽、细贴、深曲,成为标准的婉约词。秦观用柳永长调慢词之铺叙展衍,弥补小令抒情之不足,又用小令之含蓄蕴籍弥补长调之"发露"和"备足无余";注意到苏轼词之多姿多彩,旷达高远,又尽力保持词体的特质特色。蕴籍之中有跳宕。展衍之中控制宣泄。主体意识大大强化,情韵兼胜,辞情相称,秦观把词向文人化更加推进。     

比兴与晚清词学思想的构建

"比兴"的多层级人文关怀、审美和实用的价值取向,是被历代诗家及晚清词家接受的一个内在前提。"比兴"追寻传统诗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风骚之义",与狭义诗学比较,词家不仅削弱了传统的"宗经辨骚"意识,而且强化了楚骚的寄托精神。"寄托"是审视晚清词学思想的一种独特话语,晚清词家不离比兴之义,既丰富了词体体性观念,也充实了比兴思想。晚清词家浓郁的比兴寄托思想及其解词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皆催化了"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观念的生成。     

"前"用作类前缀的三种用法试探--从"前苏联"一词引发的争议说起

由"前苏联"一词引发的争议颇多,其症结恐怕在于对"前"的用法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前苏联"中的"前",一般用在现已不存在的国家、地区或机构的名称之前,表示"从前曾有,现在已无的",可以认为是一个类前缀。此外,"前"字用作类前缀还有两种用法:一是用作表职务的名称之前,指"现任之前的任何一位担任该职位的";二是用在一些术语前,指"……产生之前的"。这是受外来语缀影响产生的新用法。     

千回百折 哀感无端——晏殊词风格探微

晏殊为北宋词坛初期的主要词人,有《珠玉词》传世。因其官位显赫、雅好宾客而常在宴席上赋词,前人评其词为"风流醖藉"、"温润秀洁";至今不衰。笔者通览《珠玉词》,发现其中大部分充满了"酒"和"愁",是借酒浇愁。其基本风格不是和婉而明丽,而是深沉的伤感。晏殊词深沉的伤感源于对生命感悟的深情和对自然人生的哲理深思。这深情和深思以"千回百折,哀感无端"姿态展现之,为后世留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喟与继续探索的空间。     

帘押小考

张先的名作《归朝欢》词之末句,列为"张三影"之一,却在流传中有着不同版本.例如万树《词律》卷一八作"帘压卷花影";朱祖谋《瞗村丛书》本、唐圭璋《全宋词》、吴熊和先生《张先集编年校注》作"帘押残花影";《御选历代诗余》卷八二作"帘幕卷花影";《花草粹编》卷一一、《百家词》之《张子野词》作"帘押卷花影";近年发现的有"秘籍"之称的《天机余锦》卷二作"帘压桃花影".至于其他诗话、词话、史传、笔记类的记载也是各有不同,如陈师道《后山诗话》即记为"帘幕卷花影",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张先传》作"帘栊卷花影" .吴熊和师《张先集编年校注》 吴熊和《张先集编年校注》,附录五"张先传记资料"之"陆心源《张先传》"条.、《辞源》皆云"帘押"为镇帘之具(按:简化字中,"帘"已经一律用"帘"代替."押"与"压"意义可通,不必推究.)私意若知"帘押"(或"帘压")为怎样之"镇帘之具",则此末句庶可确定矣.……     

论汉语字、词、词素的本位问题

汉语文的"字"虽然很特殊,但汉语文的历史发展又使词和词素概念成为必要。古汉语基本结构单位以单音形式为主,是一种字、词、词素三位一体的"字本位语言";现代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以复音形式为主,是一种字、词、词素有别的"词本位语言"。当前的字本位理论是向古汉语的回归,不适应"词本位"的现代汉语;其"字"、"字组"概念所指歧异,不符合荀子提出的"善名"标准。恰当的选择仍应是让字、词、词素之名鼎足三分,各行其道。现代语言科学理应面向当今。     

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学思想

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论散见于著述中,长久不被人知。他以神韵诗学为理论基础,构建崇尚婉约含蓄的"格韵词说";词体认识上,区分诗词的不同文体特征,并对小令长调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均体现了他词论的独特视角。词人品评时更能体现词论的价值,一方面针对浙西词派之弊,系统品评了词坛名宿,表达了对南宋词的厌恶和对《花间》婉约词统的推崇;另一方面在咸丰年间继续推动纳兰词的批评,构成了清代纳兰词批评史中重要一环。这些丰富的内涵对我们了解咸丰词坛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学模范与词格重建——清初当代词选中的辨体与尊体

清代初年大量涌现的清词选本是词学批评的重要方式,这些当代词选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体现出了清初词家对于词体的反思与改造.清初词人推尊词体的用心反映出他们的文体自觉,而辨析词体的努力则集中反映出他们的文体焦虑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在对于诗词二种文体的比较上.通过"诗人之词"、"词人之词"等名目的提出与阐释,清初词人逐步建构起较为明确的选词观念,并在自身的选词实践中传达出他们重建词格的行动,从而使词体真正被纳入诗体的规范之中.     

称谓词“奴”的变迁

"奴"本义为"罪人",不分男女, 析言则男为"奴"女为"婢";魏晋南北朝时发展为对称之词,多表对男子的爱称;唐五代时,可作男女自称的谦词;宋代以后,"奴"则多用于妇女自称之词,为贱称.方言中称"奴"者众,至今仍在各方言区广泛使用.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关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体"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来的又一个重要发现——关于“鸟龙”纹彩陶盆学术认识的综述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龙"纹彩陶盆,专家们认为其对中华文明、中国史前文化和传说历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石兴邦先生称其为"中华第一飞龙";王仁湘先生称其为"彩陶之光";刘庆柱先生称其为"龙之传人之魂";张朋川先生称其为"华夏之徽";郎树德先生称其为"中国史前彩陶重器";王先胜先生认为其对炎黄传说历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许顺湛先生称其为"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来的又一个重要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