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与明代“大礼议”

刑部尚书林俊在嘉靖初年的遭遇是朝臣中极力拥护首辅杨廷和一派的缩影,研究他对认识嘉靖初年政局有重要的意义。议礼时林俊对明孝宗有深切怀念之情,对杨廷和的主张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他对世宗的打压过甚,加上议礼之外的政事处置上与世宗的矛盾颇多,就大大加剧了嘉靖初年的君臣矛盾,也导致了他和其他反对世宗者的迅速去位。     

魏晋挽歌与士人心态

挽歌是一种哀祭文体，其传统源远流长。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命危浅，文人开始大量创作挽歌。这些挽歌是士人对于生与死思考的艺术反映，由于他们的出身、地位、文化传统、人生观不同．其心态也表现了多元性。     

魏晋挽歌与士人心态

挽歌是一种哀祭文体,其传统源远流长。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命危浅,文人开始大量创作挽歌。这些挽歌是士人对于生与死思考的艺术反映,由于他们的出身、地位、文化传统、人生观不同,其心态也表现了多元性。     

魏晋之际士人心态变迁述论

魏晋之际,士人心态发生转变。嵇康越名任心,傲物受刑;阮籍和光同尘,归趋难求;山涛弃老庄自然,遵周孔名教。他们或激进,或消沉,或转向。而促使士人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局。     

晚唐五代词和士人心态

以晚唐五代士人心态为基本切入点,探讨晚唐五代词之兴起。在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王纲解纽,儒学失去了其权威性,皇权也失去了其向心力,士人人格在乱世的震荡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顺时听命,追逐名利,注重享受娱乐,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士人人格的世俗化必然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于是"词"这一原本流行于民间,只供佐欢娱乐的文学样式开始受到士人的青睐。     

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清初汉族士人政治处境及心态考略——以己未博学鸿儒科“新朝士人”为考察对象

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儒科前,"新朝士人"虽已在政治上归附了清朝,但"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处境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慌与失落,个体价值无所归依,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他们与朝廷处于一种淡淡的"疏离"态势之中。博学鸿儒科的诏举使"新朝士人"在文化上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政治态度由"疏离"彻底转向"归附"。汉族士人的"国家效忠"意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超越了"民族认同"成为决定他们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     

论宋代士人心态及其表现

宋代士人具有圆融通脱的心态，并使宋代文学在唐代文学之后，另开一方天地。这种心态的成因大致有二：文人心理的历史传承与增变；禅佛思想的摄入。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代咏鹤文学书写与士人心态——以鹤赋为中心

宋代养鹤之风盛行,士人与鹤的关系更为紧密,出现了较多咏鹤诗文,其中包括5篇鹤赋,分别为吴淑《鹤赋》、李洪《双鹤赋》、秦观《叹二鹤赋》、刘克庄《吊小鹤赋》及方回《吊鹤赋》。与前代相比,宋代鹤赋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从宋代鹤赋的写作倾向、鹤形象的塑造及鹤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三方面,可以发现宋人偏好鹤遗世独立的“仙禽”特质,背后反映了宋代士人对公与私、仕与隐的矛盾与调和,而鹤承载的正是宋人对闲适隐逸生活的企慕与向往。     

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功令文字,发轫于明初,发展变化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基本定型,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本不属于文学范畴,仅为考试而设,但明清两代的读书人若欲出仕,就必须钻研其技法,以赢得考官的青睐,争来获隽的荣耀,打通仕途的入口.长期的耳濡目染,必然影响读书人的思维方式,撰文吟诗也无不有八股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从而令这一考试文体与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影响了两代士人的心态.     

红桥修禊与清代士人之心态流变

修禊作为一种古老的祭祀风俗,在历史的流变中逐渐转化为一种文人雅集的重要形式。从闻名古今的兰亭修禊开始,修禊不断地被后世文人所模仿,留下了众多的千古佳话。文章以清朝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所举行的几次著名的红桥修禊为例,通过这几次文人禊集中流传下来的诗文词赋,揭示出清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及在不同时期士人心态的流变。     

《枕中记》与中唐士人心态的转变

《枕中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奇文，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艺术成就。《枕中记》所代表的内向性和游戏性特征，是影响整个中唐士人心态的两种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正是中唐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造成的。《枕中记》作为唐传奇进入兴盛期的标志性作品，同时也是整个中唐士人心态走向重大转变的开始。     

略论19世纪中期狭邪小说与士人心态

19世纪中期,狭邪小说的突兀兴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蕴含着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战乱频仍的动荡社会环境以及文人生存环境的恶化导致此期士人心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表现形式是:在思想上感觉未来捉摸不定,容易悲观失望或产生及时行乐的心态;在精神上容易莫名地紧张或亢奋,情绪游移不定;在言行上表现为极度空虚无聊或极度放纵。此期狭邪小说创作主体主要呈现为美人知遇的人生寄托、理想缺失的精神状态、悲愤意识及纵欲享乐等四种心态。     

从应试诗看唐代社会风气及士人心态

以诗取士 ,是唐代科举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不仅为唐诗的繁荣带来直接的促进作用 ,而且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唐代的科举制度是如何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 ,又如何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和人生命运的。     

杨一清与大礼议

大礼议可分别以"左顺门事件"的爆发和<明伦大典>的颁布为断限标志,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杨一清在议礼之初以在野元老的身份对"议礼派"观点给予重要的舆论支持,也为自己起复、入阁奠定了基础.身为内阁首辅,他广泛参与对大礼后续工作的处理,尽力维持文官集团的和睦,规诫世宗君臣进一步打击"护礼派"的极端行为.不能轻易断言张璁等人的做法代表"革新",而杨一清的努力是"因循守旧".     

洪范经筵的政治性思考——以大礼议后期“汪佃事件”为中心

汪佃因经筵讲读被贬斥,进而累及整个翰林院,这便是大礼议后期标志性事件——汪佃事件。考察这一事件,并与其后顾鼎臣讲读与汪佃相同文本《尚书·洪范》受到褒奖进行对比,从中发现《洪范》在大礼议事件中扮演着权力交接的标志性作用。在皇位合法性得到巩固以后,世宗进而转向实际性的权力诉求,即希望通过标志性仪式的方式从武宗旧臣处获得真正权力。但武宗旧臣仍抱持固有观点,对世宗的诉求采取不加理睬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促使世宗下决心对武宗旧臣进行清洗,并通过召回顾鼎臣等先朝旧臣重新讲读《尚书·洪范》经筵,来确认权力交接的合法性。可以说,汪佃事件的顺利解决,代表着大礼议过程中王朝新、旧权力交接的正式完成。杨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离开政治舞台,世宗通过选拔新臣和召回老臣的方式,正式建立了新王朝的权威。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魏髑髅赋所反映的士人心态

汉魏士子,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往往陷入出与入的两难困境之中,为了寻找出路开始选择道家。而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其散文中的一些经典寓言和意象自然也就成了士人文学创作取材的基点。《庄子·至乐篇》中有一段关于髑髅的寓言,通过庄子与髑髅的对话表达了庄子的生死观。东汉张衡取材于此,作有《髑髅赋》,首次把庄子的逍遥世界转化为文学意象世界。之后三国魏李康、吕安也都作有《髑髅赋》,曹植则作有《髑髅说》。本文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通过对这些赋体文学中关于髑髅意象的分析,揭示出汉魏士子努力进取却又彷徨挣扎的痛苦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