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明中后期士商社会交往评析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对商人和商业观念的改变,士人与商人这两个素少交往的阶层逐渐加强往来,并成为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王学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的认识,但是居于传统社会核心地位的士人和商人的实际社会交往活动却并非对等.明代士商交往,表明了士人世俗化倾向的加强.     

论言官对明中后期吏治的影响

明中后期,吏治日趋败坏,一部分忠正言官恪尽职守,举廉黜贪,不避权贵,展现岀言官过硬的素质和可贵的风范,对政风有一定积极影响,然而,言官群体的败坏却是明中后期的主流,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

"纵适游讨"与"狂狷自现"实则是晚明士人社会交往失范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士人通过攀援阿附来获取声名利禄的一种自我离异式的社会交往形式;后者则是士人通过超越常轨的个性的极度抒发,来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异他式的社会交往方式.就其本质而言,两者都是士人在晚明士林社会交往关系异化的影响下,藉以摆脱交往困惑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但"纵适游讨"所导致的士人社会交往质量的下降,不仅未能使士人真正摆脱困惑,相反倒导致困惑的进一步深化;而"狂狷自现"则是以背离的形式对社会交往理性内涵的一种追求,多少为士人更为理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明中后期汉口商镇勃兴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汉口从一隅荒滩迅速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汉口的迅猛勃兴既有赖于江汉大市场的久远商业积淀、卓越的贸易区位优势、正在形成的全国市场,还与当地商民和有为官员的共同努力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些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的推动下,明代汉口虽不断遭受天灾人祸的遏制,却仍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从渔村到天下名镇的巨变。     

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审美范畴的确立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亦在扩大。文学审美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理性认知转向感性体认,审美范畴的确立也具有了感性视角下的独特性,以"趣"、"乐"、"狂"为代表的审美范畴成为审美领域的中心话语系统,开启了清代的审美发展方向,使明清时代的审美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具有思想解放色彩的鲜明个性。     

明中后期儒学教官生存状况探微

明代的儒学教官不仅在地方学校中担负重责,在社会上亦有一定的影响。但从明中后期教官收入的微薄、考核的严苛、教学的困难以及在社会事务中的困境看,其生存状况日益恶化。这与明朝学官规制的不妥、生员的剧增、教官素质的下降、提学等官的侵权及社会风气的转变等都密切相关。尽管上述因素仍催生了部分教官在方志、社集等活动的积极参与,但其生存状况的恶化更对学校教育的废败、社会风气的恶化,乃至是明朝的国运产生了诸多恶性影响。     

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

明代中期以来,漕运河道多遇不畅。漕粮缘河道北运遇阻,南来的漕粮汇聚到淮安后,不得不以山东登莱二州为中转,通过海路向京畿运送漕粮。隆庆以降,由淮安经登莱海运漕粮已具规模,但官方对海运漕粮总是多有顾忌,因而即使是紧急时期,最多只是默许而已。隆万之交旋开旋罢的官方海漕为万历辽东战争期间民间海上力量涉足海运从事粮食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崇祯末期海漕北运再次实现。这条长期以来形成的海运线路曾为镇守东江的毛文龙集团提供了若干便利,淮安民间私人海上团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淮安海商在逆境中不断寻觅着海运的商机,断续推进着自淮安到辽东的海上商业活动,彰显了海上力量的不竭活力。     

明中后期佛道度脱剧的创作特点

明中后期,随着社会思潮的涌动,出现了大量的佛道度脱剧的创作。有部分剧作依旧秉承了证佛理仙道和佛道度脱的传统。但是文人剧中的佛道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与元以来明初“仙佛剧”有了很大的不同。与前代剧作相比,宗教理论性增强,故事性强,世俗性强,语多讽刺,构成了明代中后期佛道度脱剧的重要特点。     

孔子道德论证的内在矛盾与孔门事功思想论析

受传统儒家将道德外在化、绝对化为形而上"天理",或内在化、绝对化为形而上"心体"的范式影响,学界对孔子及其弟子思想中的事功因素探讨相对薄弱。实际上,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存在内在与外在、绝对与相对,以及道德与功利的内在矛盾,其思想很大程度上具有在重视事实、功利基础上将道德外在化、相对化的倾向。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孔门弟子事功思想的产生,子夏、子贡等人重视经验、实践,强调功利的思想方法,萌发了向"法"的客观之"信"、重视力量之"势"、功利评价标准、宽容革新等的转向。子夏的"西河之学"直接推动了早期法家思想的诞生,孔门事功思想对战国荀子思想、两宋儒家功利思想、明清儒家事功思想都有深远影响。所以,分析孔子道德论证的内在矛盾,阐明孔门事功思想,对于深入认识孔学,把握其思想影响,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

以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林、阉党及无党派中绝大多数与耶稣会士有交往的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及其传入的"天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士大夫从整体上因其政治派别而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或拒斥攻击态度.这说明各党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的交往态度与他们在晚明党争中所属的政治派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明后期社会风气与士大夫家族移风易俗——以山东青州邢玠家族为例

明万历时期,山东青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与人的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崇尚奢华,违礼逾制.地方官府为了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采取抑制消费的移风易俗措施,倡导广崇俭约.家居的南京兵部侍郎邢玠利用宗族制度推行教化,宗族组织应运而生,担负起移风易俗的历史责任.宗族组织对于改良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成为明代历史上突出的社会现象.邢玠组织宗族、教化族人以维风导俗,显示出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     

论薛季宣辞赋的事功情怀

薛季宣是南宋儒学家、文人、政治家,他注重现实研究,治经颇得精要,倡事功之学。其文学创作与学术思想紧密结合,前人多研其思想,对其诗文赋研究甚少。观其赋,散体、骚体并驱,或讽喻,或抒发骚情,或言事功理想,博雅宏肆,犀利驰骋,覃思深微,悲怀自奋。季宣辞赋从以讽言事功、事功的骚怨、事功理想三个方面透露出他独特的事功情怀。     

盐政制度变革与明中后期商业的发展——以漳州、泉州地区为例

明初,漳州、泉州地区商业的发展水平不高、市场规模小,正统年间的盐政制度变革改变了这种状况。正统八年(1443),泉州盐课改折,食盐由官营转变为自由运销,新盐政的运作与市场发生密切关系,直接促进了漳泉地区商业的繁荣,具体体现在:灶户买米纳课,打通了东南沿海近海商路,扩大了泉州沿海地区与江浙、潮粤等地之间的商品交易网络;食盐的自由流通带动了九龙江、晋江流域沿海食盐和山区特产之间的贸易模式形成;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泉州地区出现灶户普遍经商、追逐财富深入人心的局面;同时也使得漳泉山区特产商品化和区域内部市镇的兴起。盐政变革带动下的漳泉商业繁荣,最终在16世纪西方国家与中国贸易之后,为漳泉地区迅速融入更为广阔的海外贸易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析古代士大夫精神与现代核心价值观

古代士大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是任何社会阶层不能替代的。因此,从道德观角度论述士大夫精神,对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化初探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化是在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明朝思想文化登峰造极的专制统治背景下产生的,市民文化反对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肯定人的价值、世俗生活;市民文化没有建立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但它打破偶像崇拜,肯定人的欲望和“私欲”的合理性,对理学的冲击作用不可低估     

明中后期蒙古族文化教育的恢复发展

自蒙元帝国崩溃其残余势力退居漠北后,蒙古族除部分留居于中原境内,大部分复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地区。明代前半期,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活动因遭受重创处于停滞甚至衰落状态;明代中后期,达延汗即位之后,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活动开始逐渐恢复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包括学校教育(私塾教育)、寺院教育、著作翻译、文学艺术、历史文献、法律宝典、建筑、医学、天文学等许多方面。影响蒙古族文化教育活动恢复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威德兼施的政治文化、贯元通明的儒家文化、多封众建的宗教文化和亦农亦牧的经济文化。     

明代中后期京债探析

明中后期,皇帝怠政,宦官弄权,朝廷政治腐败,科举仕途尤为黑暗。一些新科进士、候选官吏以及即将上任的官吏不惜花费重金甚至借京债在京候选。虽然京债利息较高,但仍有大批官员趋之若鹜,一时间京债盛行,甚至出现拉京债现象。一些候选官员,为早些得到官职,大举京债买通权贵,严重破坏了铨选,这给明朝的政局带来了极坏影响。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发展探析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在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的品种不断增多,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手工业生产领域,棉纺织业、矿冶业等发展迅速,许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但从总体看,其发展表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城镇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大批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城市,城镇经济日渐发达,各地城乡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国内其他省区的商贾亦纷纷前来中原,从事经营活动,促进了中原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作用下,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一些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在不断改变,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正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