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为西方思想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近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合法性问题的内涵;2．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或能否以哲学来命名）;3．关于中国哲学是什么的问题;4．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5．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6．关于如何化解中国哲学的危机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探寻中国哲学的价值、特色以及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新解读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基于学说与学科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构和分析.从学说的角度看,哲学学说由于受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所以,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都有自己的哲学学说.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学科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只有挖掘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建构,中国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才能建立.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问题即已凸显.通过对30多年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类型为接受汉族哲学说、中国哲学融合说或代表说、中国哲学多元一体说三种;根据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又归结为四类解决方案,即范武说、阶段说、层次说、广狭义说;在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     

方法与意义--中国哲学的重新建构

目前学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此问题的缘起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目前中国学人对历史、现实学术现状的反思,但是,要对中国哲学重新建构就要尽快超越"合法性"的阶段,进入到方法的多元化探索和中国哲学的意义建构方面.应从建构"他者"、澄明误读、开掘源头方面进行方法上的探询,从立足现世、学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建构意义的尝试.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的经验与情感:从黑格尔那里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黑格尔是西方学界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最权威学者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从根源性上说即是由此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其研究结果仍然值得反思。本文以黑格尔《小逻辑》为依据,根据黑格尔对哲学内容与哲学精神的关系分析及哲学的经验与情感问题探索,认可和肯定黑格尔强调的人们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哲学是一种＂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等思想,从而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观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支持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重思中国哲学之"法" ——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中心

德里达、郑家栋对中国哲学之"法"("学理")的颠覆性挑战,为彻底反思中国哲学学科本质、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重大历史契机.挑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哲学通史非"信史",而是基于后设"哲学"观念之"追述";作为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仅仅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阶段;中国哲学学科宗旨是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创造性诠释"是中国哲学学理基础及方法论本质.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合法性"危机,主要是由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致使中国哲学研究同时缺失了"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实质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已不能适应当下时代要求.中国哲学创新之道,在于以回应时代问题为动机,一方面,以"还原性诠释法""经学路径"归根复命,确立中国哲学"中国效度";另一方面,立足于经学文献主体,借鉴西方哲学方法,以比较、对话视域"以中化西","修复"经典历久弥新之价值,保证中国哲学之"哲学效度".     

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21世纪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 ,当代中国哲学走出了原先的框架和视野 ,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向 :一是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转向 ;三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认识的转向。哲学界要紧密关注数字化、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科技革命、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应用哲学以及原有哲学问题在新框架中的新阐释 ,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哲学得到真正的发展。     

管理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思路述评

近年来,管理哲学开始显示出内在超越管理科学的强劲势头。顺应时代召唤,许多学者逐步转向对管理哲学的研究和探索。他们见仁见智,分别沿着"管理→哲学"、"哲学→管理"、"管理与哲学交叉"的研究思路,对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各自的理解和阐述。鉴于此,对管理哲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汇总、归类和分析,获取对管理哲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是促使管理哲学走向学科独立并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再思考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于合法与否的理解也因角度的不同而各异,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有关原理的指导下解决在西方框架建构下的中国哲学不存在“合法性问题”以及中国哲学在全球化的令天,应如何发展自身,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当代中国宗教哲学发展思路刍议

就我国的宗教学学科建设而言,宗教哲学研究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把三项基础性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即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批判借鉴国际宗教哲学界的先进学术成果、深入阐发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便能扎根中国文化传统,立足当今中国国情,跨入国际学术前沿,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哲学体系,为推动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试论从文化视角研究外国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作用

本文提出从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双重度来研究外国哲学。认为从文化视角对外国哲学研究在本质上就是把外国哲学研究放在中外文化圈内,特别是放在中国文化圈内,这种进入中国文化的外国哲学研究本身就成为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构成部分。这样它才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本文也论及了外国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着重论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外国哲学三大哲学主流之关系,如何正确认识三者间的关系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等问题。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哲学究竟是什么--张东荪的哲学观述评

为了回应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张东荪对"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追问。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哲学是唯真是求的精神;从对哲学是否有独具的方法之追问中可知,与其说哲学有自己的独特方法,不如说哲学是一种态度,即彻底怀疑的态度、批判的态度、求整全求会通的态度;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来说,哲学是文化之核心与本质的部分,它可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张东荪对哲学特性的自觉,是为了申辩哲学的生存权利、寻求哲学的发展之路,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仍有其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通过对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列举了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政治哲学,以说明中国哲学研究应该开拓新领域,达到古为今用、综合创新、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目的。     

浅谈二十世纪的文化哲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文化哲学不仅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的本质,更是从文化的角度构建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在近代中国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期而遇的中西文化哲学在碰撞融合中形成了新的思潮,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圣人崇拜及其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影响

圣人作为中国文化哲学的本体观念,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特质,而且作为哲学思维的主体和最高人生境界与最活跃的因素,是中国传统的圣人体道的整体直觉思维方法,以及崇古尊经的经学思维的重要基因。其一经形成,反过来又给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深远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利与弊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