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视域中的现代情感诗学建构——1920年代初梁启超对于文学之“体”与“用”的重新定位

1920年代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发表了一系列与早年"三界革命"时代的文学观判然有别的演讲和著述。他强调情感与理性、文学与科学的分界,并从阐发文学的情感表现本质,张扬文学的"情感教育"功能入手,将文学纳入其国学架构中,借助中西文学比较等新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阐释。梁启超的情感诗学成为实现其"宣传新文化"、"培养新人才"和"开拓新政治"主张的重要载体。由情感诗学所彰显的梁启超的新文化观,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形成深具启发性的对话关系。     

艺术“突围”与文化“暴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化启蒙关系再梳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通过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思想的输入和宣扬,从思想文化层面启蒙愚昧麻木落后的国民,但其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的分离,却使得"五四"启蒙最终陷入了"启而尚蒙"的悲哀;20世纪80年代文学试图延续并完成"五四"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远离了现代启蒙精神,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的命运,并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所解构。然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传统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滋养,因此,启蒙并没有终结。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申采浩“新国民”思想的影响

近代之初,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韩国爱国启蒙志士们的影响最为引人瞩目。梁启超在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摆脱国民的"愚民性"和"奴隶性",提出了"新民说"。培养"新民"同等于培养国家的势力,而培养"新民"正是当时梁启超创作文学的目的之一,梁启超的《新民说》对申采浩的《二十世纪新国民》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近代韩国文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论茅盾的"实践型启蒙文学观"

茅盾前期的启蒙文学观不但具有浓厚的社会意义和现实针对性,而且富含系统性的建构趋向和深刻的内涵,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中表现出十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实践型的启蒙文学观"。强烈的启蒙意识使茅盾文学观的启蒙负载与启蒙内涵极度膨胀,并潜在地影响了他的文艺观与创作。     

日本启蒙主义文学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受到了日本启蒙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日本政治小说、明治维新时期文学的文体论都成为其文学启蒙思想建构的宏富资源,可以说,日本启蒙主义文学是其文学启蒙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     

启蒙时代的“同情”

通过考察同情观点在18世纪欧洲的演变及其与启蒙主义主体观的联系(聚焦于18世纪上半期的情况与之前的铺垫),以及18世纪中叶兴起的人物观点与同情话语的联系(以菲尔丁的小说为主要例证),认为18世纪的欧洲发展出两种同情观,分别对主体的状态与构成做出了两个相悖的假设。假设一:个体之间虽然边界鲜明,但互相之间情感模式相似,个人可以通过想象来认知、体会他人的情感。假设二:人必然受他人情感的影响,个体之间边界模糊,但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普遍的情感,只有互相受影响的倾向,所以并不能保证情感的有效沟通。如果我们将第一种对同情的理解称为"聚合式同情",第二种就是"间离式同情"。这两种同情观并行交织,构成了启蒙主义主体观中的一个核心悖论,并与新兴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手法形成了互文关系。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从“载道”到“言志”——论梁启超与晚清至五四时期创作观念的现代化进程

作为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过渡形态,梁启超的创作观念对后世的文学译介和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使得20世纪中国小说的展开都笼罩在这种政治与实用的双重阴影之中。晚清至五四时期以来,从＂载道＂到＂言志＂的创作观念的总体走向也体现了梁启超早期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深远影响。     

梁启超“国民观”的历史建构及其现代意蕴

梁启超认为"欲新吾国当新吾民",通过考察西方近代国民理论及近代国民人格,梁启超借鉴严复"民德、民智、民力"概念并拓展其内涵,从而形成特有的集"道德"、"智慧"、"力量"三维一体的近代中国国民人格观,开启中国国民人格近代化的历程。     

塑造世界变局中的新型国民——梁启超人学思想初探

梁启超的人学思想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特别关注人格建设与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主张破除帝王、宗教、英雄(圣人)崇拜,在融会先秦诸子、佛教和泰西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以"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辅以现代国民的责任、权利、义务观念;一反农业社会的尚"俭"传统,鼓吹求利的人生观,通过改制变法保障国民性格的养成,最终形成理想国民——"新民".梁启超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完成的人学思想启蒙,已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真正开端.     

境界之匙:王国维诗学中“观”的进化

王国维诗学中"观"的进化过程,是认识和了解境界范畴和规律的钥匙。以原始的认知模式"观物取象"为起点,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审美体验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情、境关系的形成,实现了从自然审美思维启蒙到社会情感文化成熟的跨越。王国维以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认知论即天才的"观"去改造具有社会情感色彩的古文学物情之"观",彻底改造艺术呈现情感的旧本质。在王国维看来,艺术应呈现"客观纯粹的知识"或宇宙生命的本质状态,由此形成具有现代生命意识的"境界"之"观"。四阶段的"观"是由神道到物情再到个人天才般境界的最大发现。在启蒙现代性的意义上,人生"境界"论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化意义,是针对传统文化"沉疴"的一剂猛药。     

从“新国民”到“美术人”——梁启超典型思想探赜

梁启超的典型思想主要包括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形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典型化手法等四方面的内容,其发展以1917年的欧洲游历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阶段（1896—1917）,其立足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视野,注重向西方学习,以培养新国民为宗旨;后期阶段（1918—1928）,其立足于文明比较的世界视野,重评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以培育美术人为目标。梁启超前后两个阶段的典型思想虽具体内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启蒙理想、人格培养始终是其核心要素,发展脉络具有内在连续性,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进特征。其典型思想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思想基础。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拜伦在中国”与“中国的拜伦”——清末民初“拜伦”译介的再考察

拜伦在中国清末民初的译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的"豪侠式拜伦"到鲁迅的"摩罗式拜伦","符号化"是拜伦形象最典型的特征。"拜伦在中国"与"军国民主义"的时代要求和译者主体性操控密切相关,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政治审美化和审美的政治化。"中国的拜伦"作为"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甚至民族精神建构的一部分,被赋予了极强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色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情感欲望——师陀长篇小说对情感/欲望启蒙的坚守

情感/欲望启蒙是中国理性启蒙的原点,又是文学启蒙和思想启蒙的钮结点。“五四”以后,由于文化运动、政治运动对启蒙运动的裹挟,总体上模糊了文学叙事与启蒙精神的联系,尤其是与情感/欲望启蒙的联系。师陀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无望村的馆主》、《荒野》和《马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恢复这个联系,为建立他自己的情感/欲望叙述的。在对这个问题的执着坚守中,文本呈现了欲望的内涵,模拟了欲望的形态和出路,以及欲望的激发和释放给启蒙带来的问题。     

"人"的主体性启蒙与女性的自我追求——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侧论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不渝遵循的人道启蒙以及重建个人自主性的努力,与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新启蒙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知识表达与建立女性主体的目标并非天然契合.新时期文学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既体现了启蒙思想模式的渗透,同时也昭示出在启蒙主义"人"的视野中确立女性自我的难度.     

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激情、利益与正义”理论

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哈奇森和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其主流是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这种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与诉诸于理性主义的欧陆启蒙叙事大相径庭,也不同于之后在英国肇兴的功利主义,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路径。通过将情感主义引入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为现代工商业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证成和文明界定,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辩护。“激情”“利益”与“正义”这三个核心概念阐释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现代文明社会发生的主观机制以及人为正义的社会内涵所持的观点,是解读苏格兰启蒙思想之独特的分析理路和思想价值的关键。在古今之变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对“私利与公益”“商业与正义”以及“商业与文明”这类时代问题所给出的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对于应对变革时期的英国及苏格兰之转型,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