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学的价值

孔子诗学的价值蓝华增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的人，往往忽视了孔子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开创意义。他们认为孔子对诗歌的见解只是属于文艺伦理学或文艺政治学的范围，谈的是“用诗”即施于政治、外交和日常交往的实用性，而不涉及“作诗”因而不属于文艺美学。他们还把后世懦家出于...     

上博楚竹书中的"诗论"文献及范型

根据上海博物馆公布的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 ,可以发现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的内容和形态 ,这对于比勘传世文献 ,研究经学史上诸如版本、异文以及相关诗学批评形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在相关数据库的支持下 ,结合有关古文字古文献 ,对比考释“战国楚竹书”中的《诗》篇和“孔子诗论”材料 ,可以部分呈现中国现存最早的诗学形态和后世批评模式的深层结构     

孔子诗学思想探源──兼及“天人合一”的内在矛盾性

殷、周之际的文化转型在宗教意义上表现为由殷文化“尊神”传统向周文化“尊礼”传统的历史转换。孔子的文化选择及其相应的诗学思想是在“吾从周”的历史原则的具体引导下完成的。在宗教意义上,孔子诗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尊神”文化向以“尊礼”为实践理性目标的儒家文化传统转化的过渡性的思想标志。孔子诗学思想对古代宗教、神话的彻底的实践理性态度决定了“天人合一”观念的内在矛盾性。     

孔子“诗教”对于“诗教”传统的革新

孔子的诗教思想是对“诗教”传统思路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革新。孔子重新整理和删订了“诗教”的教材,针对贵贱、贫富、善恶、性情等可能存在差异的不同对象,实行因材施教的启发诱导式的教育。孔子的“诗教”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试论孔子在中国档案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官方档案由史官保管,没有当过史官的孔子却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历代档案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上,其有形成果就是“六经”。“六经”大多为档案材料的汇编或摘要。“六经”的成书过程就是孔子及其弟子搜集档案文献资料并加以整理的过程。孔子对中国古代文书档案事业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1)为后世保存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文书档案;(2)开创了利用文书档案编纂史书的优良传统;(3)提出了“述而不作”的编纂档案资料的原则;(4)开辟了文书档案利用的新领域──使档案成为传道授业的工具。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结构及其意义

《孔子诗论》是“性情”诗学,也是“礼义”诗学。一方面,《孔子诗论》强调以“情志”论诗,将“志”落实在“性情”上;另一方面又强调礼对情感的约束和教化,以礼节情、以礼论诗的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对各篇诗旨的阐释也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层次和审美层次。通过运用一系列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评论术语,《孔子诗论》成功地构建起诗学评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诗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孔子的思想特点浅析

孔子的言论大部分载入《论语》和《礼记》里。他在整理周以来的《诗》、《书》、《易》、《礼》、《乐》、《春秋》著作中,总结了古代历史并继承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而且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第一,关于“自然观”。孔子对殷周以来的鬼神迷信取存疑的态度。他的主张是“以孝治人,以人道治人”。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不讲神怪,“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孔子的这一思想精髓,直接注入汉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重人     

诗可以怨——试论“豪放”范畴的诗学基础

孔子“诗可以怨”的诗学思想是“豪放”这一美学范畴生成的坚实基础,对“豪放”的研究长期以来基本上局限在词学的领域之内而未顾及此基础,导致不能窥见其全面而丰富的美学内涵,造成了词学史上对它的排斥态度。这种情况的发生,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支配下的诗教思想“温柔敦厚”是分不开的,它其实是偏离了孔子诗学所提倡的“中和”之美的一种片面的诗学发展方向,尚婉约而斥豪放,不过是它在词学领域中的一种体现而已。但对“温柔敦厚”的彻底清算,则还要等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才能完成。     

从《论语》看孔子的语言教育论

<正> 孔子不仅是中国史上而且是世界史上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兼教育家,从中国教育史考察孔子一生从事教育的实践,我们更感到孔子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的教育经验并创立了一套教育理论。虽然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不免片断、零碎,但仍然可以体现出孔子为我国传统教育所作出的贡献及精神风貌。举例来说,在教育权尚被少数贵族独据的时代,孔子首先提倡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对文化学习的垄断;他教学生不限于贵族出身的子弟,同时使汉民族的悠久文化和当时的学术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这是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孔子曾经系统地整理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即所谓“六经”,使     

试论徐复观“孔子人性论”思想的构建

在中国儒学史上,孔子人性论的提．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重要人物,对孔子人性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独树一帜的阐发。他的研究从考察”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的产生及其在历史中的转进入手,对孔子人性论产生的动力、原初形态、逻辑起点做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     

论子产对孔子思想的影响

一孔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他在对先泰古籍的整理,修订以及与弟子们的谈话过程中,对许多人们进行了评价。换句话说,他在对人物的褒贬中,不同程度地受了这些人物的影响。孔子对远古圣王赞美至甚,“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以下引《论语》只     

文章学设科说

一、“文”和“文章”　　中国是诗的王国 ,也是文的王国。中国的诗歌渊远流长 ,光辉灿烂 ;中国的文章同样渊远流长 ,光辉灿烂。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双峰对峙的两座重镇。作为语言艺术 ,中国诗歌谣谚比文章出现得早 ;作为语言的符号 ,思想的载体 ,中国文章比诗歌应用范围广 ,使用价值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对诗歌和文章同样很重视 ,从而形成中国的诗学和文章学两大类别的学科。《四库全书》集部有“诗文评类” ,于诗于文各有批评论说 ,所收虽多遗漏 ,却从中可见诗学和文章学各有专科。中国重视文章和文章学 ,推原于孔子。“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情志表现和意象营构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情志”表现为核心的诗学。但艺术的表现要通过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来实现。因此在创作中,表现是指作家营构意象的心理能力和作用。本文拟探究作为表现论的中国古典诗学。一、从“言志”、“缘情”到“情志合一”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上,“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思潮,都源远流长,尽管这两大思潮在分流中时有相互冲撞,但终归汇合交融演变为“情志”表现说。     

中国古典诗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诗歌光辉灿烂。中国古代诗学自成体系,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西方古典诗学力主“摹仿”说,中国古典诗学纲领是“诗言志”、“诗缘情”。有些学者以上述这一对比为立论,认为西方诗学重“再现”,中国诗学重“表现”,重“表现”是中国诗学的民族特色所在。我认为这还是较表层的看法,并没有真正追寻到中国古代诗学的深层特征,因而也不可能充分提示民族特色之所在。本文想从中国古典诗学所追求诗美的极致的新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诗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古人所执着追求的理想的美,高境界的美,更能显示中国古典诗学的固有的传统本色。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对孔子教育思想的哲学研究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博学的学者、政治活动家、伟大的教育家。中年以后，孔子以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工作，整理、研究古典文化，并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有学识、有才干的学生。因孔子青年时期曾从事过“儒”这种职业，人们便把由孔子所刨立的“以六艺为法”的学派称为儒家。儒家成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我们今天进行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大讨论，就非常有必要先考察古代哲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取其精华，去期糟粕，为我所用。     

论孔子的生命焦虑与晚年抉择

综观孔子一生,他的自我“角色期待”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一角色期待使孔子一生面临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等多重矛盾和困惑,由此给他带来了不绝如缕的生命焦虑感。晚年以“作《春秋》”为显著标志的整理六经。是他应对政治追求失败带来生命焦虑的反思与抉择,但并未由此使自我的生命焦虑彻底消解。     

论杨鸿烈对中国诗学的创造性阐释

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部论著。杨著根本目的是将中国诗学纳入世界文学的演进轨道。他自觉运用现代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诗学进行整理,引入西方的纯文学观及进化论解释中国诗学的演进,站在新文学的立场,对传统诗学予以评判。这些在当时来讲,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然而,"以西释中""以新汰旧"未必合乎中国文学的实际,由此暴露出了不少缺点。研究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可以很好地窥测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诗学的实践路径,对当代诗学也有正反两方面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