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生晓梦迷蝴蝶"--论庄子"终身不仕"的原因

庄子"终身不仕",是先秦诸子中"独往独来"的"独有之人".他既不教授弟子,也不游说诸侯,只是偶尔做做白日梦而已.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他担心,"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就实质而言,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庄子要做逍遥游,"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为此,必须明白齐物的道理,齐是非,同生死,"道通为一".从独断论到相对论,其间相距甚远;而从相对论到逍遥游,只有一步之遥.但愿以此化解"人相食"的悲剧,而不仅仅是庄子的白日梦.     

论卡尔松环境美学中的"类比"及其理论困境

卡尔松通过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的类比,取得了自然审美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并建立起相应的环境美学理论.但他的"类比"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将非普遍性的艺术欣赏原则作为普遍性欣赏原则,将非审美原则作为审美原则,将外在的、辅助性的因素作为内在的、核心的因素,等等.这些缺陷的存在造成了卡尔松环境美学的理论困境,使得对自然的"欣赏",在坏的情况下并不是审美,在好的情况下亦只能获得一种非自由的"依附的美".其实,知识运用在审美中的效力有限,不能喧宾夺主居于核心地位.唯有摆脱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各种束缚,超越主客观对立,将人"自然化"之后,方能实现科学认知主义的"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的目标.     

阮籍不欲子侄"作达"论

阮籍出身于儒家文化世家,慑于司马氏的高压政治,他壮志难酬;他的荒诞放达是佯狂、假象.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他无以厝置的心灵始终处于矛盾、焦虑、痛苦无奈的煎熬之中.他不愿子侄们荒放旷达重蹈他的覆辙,而祈愿他们能够避害自全,保存家族实力,以维护整个家族利益.尽管对此信心不足,但阮籍内心的这种祈愿却蕴涵了他不欲子侄"作达"的良苦用心.     

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隐存着一条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不仅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也是一条理性的、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     

郭象思想中的养生之"德"

郭象以"中庸之德"为养生全性之宗旨,把庄子"缘督以为经"的养生思想和孔子以"中庸"为"至德"的思想联系起来.郭象所谓"中庸之德"是针对"性分"而言,心与身相对?不以"择善"为"德",在郭象看来,以身殉仁或贪生害仁皆非任天命之自当,养生之本在于内保其"德",内心"知足""常适"则福应其身.     

论"革命文学"的艺术性追求

19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崛起的"革命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追求,文学的宣传性、煽动性得到了充分肯定与张扬,而艺术审美性却遭到了空前的忽视,大多数"革命文学"作品因对政治观念的简单图解而沦为粗陋不堪的标语口号.然而,也有一些革命作家依然执著于艺术手法与表达技巧的追求,他们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技巧进行实验性创作,赋予了"革命文学"难能可贵的现代品格.同时,"革命文学"时期,还悄然崛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即"力的文艺".     

牟宗三西方哲学"三系论"

一般来讲,西方哲学史大致可以分为大陆唯理论与英国经验论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对垒与双线并行发展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基本面貌.然而,牟宗三在这"一般"之中发现了"特别".他不赞成这种"两系统说",而以莱布尼兹为核心提出了"三系论".以此"三系论"为根据,牟宗三进一步分析了西方哲学的特征、精彩及不足.对牟宗三的"三系论"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增加对牟宗三哲学的了解,而且也有助于增加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把握.     

与"无业"老伴和睦相处

说我家的老伴是"失业夫",其实也不算啦,正确说法应该称之为"无业夫",因为他从事教职工作近30年,到了退休年限,才得以在家当起"无业夫".因为我了解他每隔几年就要适应新环境与四处调动的辛苦,所以才在他退休后,支持他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不给他"一定要出去工作"的压力.     

论苏轼对屈原贾谊的评论及其"适中""处穷"的人生智慧

苏轼极为推崇屈原、贾谊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成就,青年时期即创作有《屈原塔》《屈原庙赋》等诗赋书写屈原之死的生命主题,赞颂屈原的精神人格,又"好贾谊"之书,撰写《贾谊论》评论贾谊;中晚年更对屈、贾辞赋推崇备至,以为"楚辞前无古,后无今","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可以说屈、贾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他对屈原特立独行、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对于贾谊"纡郁愤懑,至于夭绝"的处世方式,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屈原之道独为其难而"不适中",批评贾谊志大量小而"不善处穷".而所谓"适中"与"处穷",正是苏轼所践行的人生哲学和处世策略,这也是他与屈、贾的不同之处.苏轼随遇而安,身处逆境也不失乐观旷达,"休对故人思故国""共将诗酒趁流年",永葆一份充满诗意与希望的理性情怀.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