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宏观政策研究

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困难形势下及时有效地在国内开展善后救济活动,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总",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善后救济的宏观政策,主要包括"寓救济于善后之中"、关于善后活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应直接进行善后工程的管理、管理善后与救济事业的不同模式、善后救济事业要防止舞弊和高度重视引进外国人才等.这些宏观政策的实行,对救济难民和重建家园有帮助,但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问题.     

战后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战后善后救济的临时性组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并在沦陷区和战争区设置了分署,负责执行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工作分救济和善后两大部分,救济工作主要有协助难民返乡、城乡紧急救济、收容流浪儿童和老弱残废,以及以工代赈。善后工作则包括水利、交通、工矿、农渔、卫生等项事务的复员。善后救济工作的开展对于战后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及社会的安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善后救济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述论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江西开展善后救济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它存在的两年内,开办了一些紧急而又实用的救济事业。文章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成立和取消的缘由、运作程序、业务开展状况及其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和论述。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根据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轨迹 ,将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分为“中立”政策、援华制日、全面援华抗日三个阶段 ,并对逐段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揭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     

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下)

四、美国对华政策内在和外在的矛盾 对美国来说,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的唯一手段就是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援华既是加强中国的抗战,也是为美国战后在中国的地位打基础。但美援本身受到了各种因素的限制,并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1938—1941年间,这一限制是援华制日与缓靖日本的矛盾。援华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日本完全独占中国,但援华行动不能牺牲美国与日本作生意赚钱的机会,不能关闭美日谈判之门,更不能把日本逼上与美国直接对抗之路。因而,这一时期的美援从目标到手段,从内容到形式都极为有限。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解决了这一矛盾。但随之而来的又出现了使中国成为反攻日本主要基地与先欧后亚战略的矛盾。由于中国政府自身力量有限,没有美军参加和大规模的援     

国民政府遣返东南亚华侨筹划研究(1943～1948)

二战后期,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指导与帮助下,未雨缪绸,精心筹划组织,着手组建战后侨务筹划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外交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社会部等部门通力合作,详细制订遣侨办法与具体方案,为遣侨工作的实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战时美国援华政策背后的经济因素

关于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的政治、军事原因,已有充分论述;但是,影响美国援华与否的经济因素,常为人所忽视。美国援华政策的动因,除了孤立主义、中立法、先欧后亚战略等因素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为美国政府所关注,并且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所维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因素,始终和政治、军事、外交、战略的考虑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美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并且交错起着作用,彼此发生着互动。     

"美援"与民意间的抉择——评1947～1948年间国民政府的对美、对内政策

在1947～1948年间进行的"反美扶日"运动及抗议美国援华法案的斗争中,"美援"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民众间三方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美援因素影响,国民政府在对内、对美政策上陷于左右矛盾的困境之中,而其最终违逆民意的选择更使它在内政外交中均陷入空前的孤立,并成为其统治在一年之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金剑华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中立＂──援华──结盟──扶蒋反共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是什么原因驱使美国政府不断地调整对华政策？研究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将有助于全面了解此间的中美关系，也对今天正确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不...     

试论民初美国对华的两次“单独行动”

美国的对华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中叶。然而由于美国与中国地域遥远，其军事实力不足，国内政局的影响，以及孤立主义情绪制约等因素，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一向是谨慎和保守的。在２０世纪以前，美国在华主要是分享列强刺刀和侵略外交所夺得的特权。１９世纪末，美国抛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在华的竞争与对峙。义和团运动后，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积极倡导“保全中国”和各国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提倡的各国“一致行动”原则，被日、俄、英等国所利用，他们借“承认中华民国”和“善后大借款”，大肆索取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肆意扩大本国在华势力。这就直接危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在华利益。为此，美国抛开与列强的“一致行动”，宣布退出银行团并率先承认中华民国。     

战后河南国际善后卫生救济中的利益博弈

国际善后救济组织在河南的卫生援建中,存在有教会与政府两股利益团体的博弈。教会势力通过多方争取援建物资、充分利用救济物资和社会服务机会,迅速扩大其活动范围,且通过教会医院的医疗救济争取民心;南京国民政府西医界内部的派系争斗,使政府力量分散,代表"英美派"的卫生组人员对教会势力的暗中相助,导致政府卫生机构在博弈中利益受损,而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贪腐行为,加速了政府丧失民心的进程。     

全国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设的湖南实证研究

湖南作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中部内陆地区的农业大省,迫切需要以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的"两型"转型,走出一条与时代相符、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湖南将农村信息化作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不断完善全省农村信息网络,提供信息化服务水平,形成了具有湖南特色的"一体两翼"综合服务体系,取得了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设的宝贵经验:构建统一的信息化平台是优化农村信息资源配置的基础,建设扁平化的应用服务网络是提升农村信息化服务能力的关键,抓好顶层设计是有序推进农村信息化的根本保障。     

国际援华医疗队新探

1939—1945年,一批欧洲医务工作者(主要是参加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者)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贵阳图云关建立总队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共26人,他们曾在湖南等地抗战前线救治伤病员,有的人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后期美国试图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前因后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美国驻华官员呼吁其政府决策层在援助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同时应将美国援华物资合理分配一些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样,不仅有助于迅速战胜日本,而且有助于中国避免内战;不仅有助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而且有助于维护远东和平稳定。虽然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为这一援助计划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最终因美国远东登陆作战计划变更、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排斥、雅尔塔协议的签订以及驻华大使赫尔利从中作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美国决策层最终放弃了这一援助计划。     

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华医疗援助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以加美流动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国际援华医疗队为主的医疗卫生组织和一些国际医学友人纷纷募集医疗物资,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和中国军民一道克服重重困难与险阻,不仅开展了战地救护、卫生防疫、抗击日本细菌战等直接救中国军民于水火的救死扶伤工作,而且还积极创办医院和卫生学校,为战时中国培养了不可多得的医学人才,从而推动了战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获得了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称赞,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无限崇敬与怀念。     

湖南对非医疗援助的历史、现状及反思

始于1973年的湖南对非医疗援助至今已走入第46个年头,它在推动非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国家间交往平台,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纵观湖南对非医疗援助的历史与现状,它在推动中非关系友好发展的同时,自身在管理体制、队员选拔与管理等内因以及非洲自然环境等外因方面面临发展困境,这制约了医疗援非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对现存问题的分析并提出改进医疗援非工作的建议,以期能逐步完善湖南对非医疗援助工作。     

美国的援华抗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援华抗日。回顾一下这段史实,也许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战后直至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对美国来说,也可以从这段经历中吸取一些教益。     

对口援疆政策法制化实证研究——以经济援疆为视角

在对口援疆政策法制化理念选择上,应注重私法中的平等协商与自愿的理念与公法中具有上下隶属和监督管理的行政性理念的协调和融合;为促进和保障受援地实现"自我充分造血"功能,对口援疆政策法制化的核心与主要内容应放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上;在对口援疆相关法律制度的创设与表现形式上,可采取法律效力层级相对较低的多层次的专门性法规,也可采取对口援疆基本法与一系列专门性对口援疆规范相结合的方式;在对口援疆法律制度具体内容的建构上,除应包括有助于解决对口援疆工作中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的规范外,还应包括有助于保障对口援疆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的相关法律措施,以及顺应法治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系列专门性法律、法规;在确立和完善对口援疆相关法律制度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不同效力与不同层面规范之间的统一性、协调性,注意效力层级较高的法律、法规与效力层级较低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之间的协调,注意效力层级相同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之间的协调。     

珍珠港事件前美国企业在华北的投资活动——以大来和英美烟公司为例，1939-1941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除占领东北之外,对华北、华中占领区进行了经济扩张与垄断。日本在中国及东亚的扩张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政府开始策划从经济上进行抵制。193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着手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以抵制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垄断。1940年9月,当日本与德、意正式签订"轴心国"协定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对日本的进一步禁运措施。伴随着中日战争的紧张情势及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引起在华美商的不安。但究竟美国在华企业面对日本日益强大的商业扩张和垄断有何具体回应和采取了怎样的手段,其与美国政府之对华政策有何关系?中日战争时期美国在华企业的经营策略和以往有何不同?过去对于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活动的研究较为不足,且往往将此一时期美国在华企业的形貌冠上勾结敌伪政权的标记,而忽略了战争时期美国在华企业的具体活动情形。本文以美国两大跨国公司:大来公司和英美烟公司作为代表个案,从"企业、政府与中日战争"的联系点,探讨中日战争时期美国在华企业之遭逢。     

我国农村文化重建的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和农村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日益凸显,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文化自身的落后性。重建一种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能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农村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本文对我国农村文化重建的必要性、机遇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并尝试提出了我国农村文化重建的"1234"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