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

本文认为,考察人类的选择行为,应当区分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而界定理性或非理性选择,应当以主体是否进行理性思考和发挥认知为判断依据。文章在梗概比较主流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解析个体的风险态度,对个体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大数定律”解说了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中的群体选择行为。     

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选择行为

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决定投资者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文章在梗概分析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指出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选择行为是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杂然并存;继之,文章分别对个体和集群的选择行为进行了探讨,认为随着人们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认知变化,个体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金融市场中的集群行为在这种变化的影响下会经常表现为非理性选择;最后,文章概要地分析了个体选择行为由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变情形。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地方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困境及化解

"推进困难"是地方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的瓶颈。博弈论视野下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存在着政府、高校、辅导员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者的权衡与选择,造成推进困境。化解困境,必须要加快制度完善与机制创新,规范和引导博弈各方的利益关系;强化管理者的理性认识,寻求专业化政策的价值认同;强化激励措施,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农村土地流转:目标、问题与对策

土地流转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基本前提和发展趋势。对此,我国各级政府在认识上应冷静、理性,在实践中应稳步、慎重,严格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明确目标要求,维护农民权益,完善配套措施,健全法律保障;尤其应尊重农民的意愿,决不能剥夺农民自身的话语权,更不能借土地流转之名,行侵害农民利益之实。     

农民对不同林权改革方式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吗?——广东农户对“均股均利制”和“均山制”林改政策的评价及比较

不同的林改方式会对农民间可行能力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行能力差异越大,农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从而对改革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越低.基于“可行能力—相对剥夺—满意度”的逻辑思路,采用广东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林改方式下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总体评价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对以“分”为主的“均山制”改革的满意度高于以“不分”为主的“均股均利制”改革,“均山制”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塑造;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以“明晰产权”为主要内容)是农民行使可行能力的基础,配套改革(包括林权抵押、林权流转等)是农民提升可行能力的关键,两者都显著地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整体评价,且主体改革的影响更为显著.应完善“均股均利制”的利益分配方式,并通过赋能措施降低赋权不公的负面影响,积极推进配套制度改革,提升农民的可行能力.     

农民集体的土地收益权保护

目前,农民的权益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然而人们在关注"三农"问题时,农民集体的权益往往被忽视,农民集体的土地收益权更是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保护集体土地收益权,保证农民集体稳定而充足的收益,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集体土地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土地利用和土地流转.农民个体在征地中收益分配的增加,不能简单地从农民集体收益中化转,而是应保护农民(包括个体和集体)享有对土地收益增值的权益.要实行更加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就必须下决心让政府退出土地经营,而让政府退出土地经营的最好办法则是让农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收取土地承包费是基于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对其土地利用有权获得收益,在形式上,是由发包人与承包人经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收取.至于发包人是否收取土地承包费、如何收取,应该由土地所有者即农民集体来决定.     

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流失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数量的增加,土地被流转、强制流转、农民利益流失、权益受损情况屡有发生。本文认为,在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当前利益和远期利益受到侵害。主观上,农民维权能力不强,无法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客观上,基层组织的强势地位以及不当干预导致了农民利益流失。在此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给予农民完整承包权、建立保护农民长期利益的补偿机制等相应对策。     

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重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着重研究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强调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权益,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这就需要切实保证农民在农村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话语权.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从而使农民的话语权处于一种很不充分的状态,远不能满足农民利益表达和诉求表达的需要.因此,在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必须重新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孰重孰轻?根据地职工权益与阶级利益的权衡及劳动政策变迁(1927—1945)

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一切为了斗争"的政策指导下,苏区一味强调提高职工待遇,不仅影响了根据地的经济,并进而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在抗日战争时期,客观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调整劳动政策,兼顾劳资关系,并以思想教育的方式来促进职工改变对权益的认识。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劳资两利"的政策,采取了既扶持工商业者又兼顾职工权益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权衡职工权益与阶级利益,对劳动政策进行多番调整,既是党的路线调整的直接体现,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政策的认识在不断趋于规范与理性。     

理性的达成: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思考

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暴露出了现代社会因人口聚集和流动而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人的管理,要引导公民做出符合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行为选择。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应将提升公民理性作为核心目标之一。为此,一方面要培育公民的个体理性,重视培育有利于滋养个体理性的社会生态;另一方面要增进个体的社会理性,着力建构个体理性向社会理性转换以及集成的系列机制。     

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的成因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在征收过程中农民合法权益屡屡遭到侵害,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利益必须受到保护。文章分析了我国征地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失地农民权益遭到侵害的根源,并提出了几点保障农民权益的建议。     

实践、缺陷与误识--基于农地流转制度实践的思考

当前我国农地流转的推进面临两个基本现实：一方面,农民群体内部已经产生较大分化;另一方面,农民主体利益成为制度实际实施中的次要考量。与之相伴,一些制度实践者的主观认知存在偏误：一是认为农地流转制度是一项土地政策,二是认为农地流转比例、规模越高越好,三是为农民贴上落后标签。事实上,农地流转是一项制度设置而非政策,农地流转的规模比例应当遵循市场原则而非人为设定,农民的土地观念是一种生存理性而非落后。     

增权理论因应下的青年农民工权益维护

青年农民外出务工是青年农民走向现代社会、接受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是改变中国城乡结构、农村及农民状态的重要渠道。对青年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城市文明的需要。因历史遗留、现实制约、观念偏见、主题特性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导致现阶段对青年农民工权益维护不足。在增权理论的指引下,通过个体的文化增权、企业的组织赋权、社会的政策维权,建构整体性、系统性的维权方略,是提高青年农民工维权实效的最佳选择。     

也谈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周平教授商榷

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取向的支配,因而政策主体的阶级属性及其性质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并非“民族主义”取向,而是以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为最终目标,适当倾向少数民族权益的维护和实现,从根本上说,是“国家主义”取向;中国民族政策演进发展的基本逻辑的各环节对少数民族权益的确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仅是作为中华民族利益实现的重要方面,其最终指向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权益.采取现行民族政策是否蕴涵着风险,蕴涵着怎样的风险,不能武断得出结论,而需要经过调查、实证.     

民事诉讼程序的能与不能——程序利益保护观念下的程序与实体关系思考

在法律体系的框架内,实体法和程序法各有其地位和作用.虽然在理论上,程序工具主义的观念已得以扭转,但亦不能过分强调程序的地位和功能,而应当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来认真考量民事诉讼程序在保护当事人利益和实现社会正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审视民事诉讼程序在正义实现中的能与不能,这既涉及到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问题,也涉及到人们对正义的理解问题.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效率追求与公平缺失

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都过分强调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性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不能片面地强调效率,更不能一卖了之。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应当注意政策的配套实施,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在分配领域建立广泛的剩余分享机制。     

恽代英与毛泽东的农运思想比较

恽代英和毛泽东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和无产阶级同盟军,而恽代英先于毛泽东提出此观点;二人都注重调查研究,提出关心农民利益、解决农民问题是发动农民革命的前提,而恽代英早于毛泽东提出这一思想;二者都提出要宣传组织农民,恽代英关心方式方法的微观面,毛泽东注重的是纲领政策的宏观面。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理性反思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 ,并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中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和组织保障、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地补偿标准制定技术上的困难等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 ,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有效约束机制 ,避免政府暴力潜能等有助于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寻求理性建构与传统延续的统一——关于20世纪中国农村建设运动经验教训的思考

总结当代中国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明确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应当在理性建构与传统承继的统一中开展目前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革开放前的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清楚地证明片面强调理性建构或单纯依靠传统都是行之无效的。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把城市中的市场经济原则和社会理性化的某些经验简单地推及农村,不要忘记城市同农村的差别,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则和实施各地的新农村建设方案。在农村实行的一些规章或政策,只有得到农民依据日常生活经验而普遍认同,同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发生真实融合,才能发挥有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