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慈善救济事业的社会功能探讨

从社会史理论来看,任何社会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慈善救济也不例外。中国近代的慈善救济事业在养育和教化弱势群体、改善民生、实施社会控制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     

传教士与中国救济理念的近代化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通过开设学校、报馆、医院,兴办慈善机构,参与赈灾救荒等方式,参与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在中国举办的慈善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慈善救济思想和实践.这些影响表现在:慈善与救济内容的扩大与对象的延伸;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的变化;赈灾中从平均救济到选择性救济的变化.     

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救济活动述论

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青年宗教和社会服务团体,在下属各小团体的支持下,在社会常态下以平民为服务对象的医疗救济和以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助学活动,及在天灾人祸下的赈灾救助成为它开展社会救济的重点。其慈善社会救济活动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是利用会员的经济优势和宗教的劝勉作用,将会员的财富分享社会,为社会造福;其二是利用自身优势,采取组织体育娱乐活动等形式为救济活动筹募经费;其三是除了物质的捐助以外,青年会作为一个宗教组织,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帮助。作为天津基督教各会开展慈善和社会救济的中心,青年会的慈善与社会救济活动在天津城市的文明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值得肯定的作用。     

慈善事业的伦理根基和理性建构研究

慈善是一种德性,是一种为公众谋福利的行为,已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救助救济行为.它是个体“利他”倾向的人性光彩,亦是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天然纽带和共同责任;个人拥有向他人或社会各部门请求援助的权利,同时也负有提供援助的人道责任.慈善是一种社会爱心事业,需要创新激励机制和运行模式,培植慈善公益组织,合理开发社会慈善资源;也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慈善观念,发展优质的慈善文化,动员个体、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成为慈善事业的“主人”,共同汇成一股“社会亲和”的力量,推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近现代华北慈善事业历史贡献探讨

民国前期,随着华北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民间慈善事业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慈善机构来看,数量明显增加,承担起了慈善救济的重任,慈善组织间联合行动的次数增加,内部治理机构的完善;社会资源动员手段进步,其中报纸等新闻媒体主动报道慈善事业,商界和学生等群体积极参与;慈善救济也不再是恩惠与施舍,而是契合了民族复兴和发展生产等时代要求,故行动领域侧重于普及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灾害预防等.     

晚清北京慈善事业的主要变化及相关分析

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晚清北京地区慈善事业的施助主体与救助对象、救济手段与社会功能等均在传统基础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显示出过渡性的时代特征.纵观晚清北京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合理的社会制度保证,其整体上仍属消极救济.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的转型对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的调节功能.     

从《申报》(1872-1875)看晚清时期的慈善演变

丁戊奇荒中"民捐民办"的晚清义赈事业揭开了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转型的真正序幕,在其之前,中国的慈善事业发生了激烈的演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救济已开始向民间下移,这为民间慈善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传统的善堂善会也在救助对象、职能和活动范围方面发生了演变,但这种演变既有缘于近代化驱动力的促使,也有缘于在传统社会里自身自发的变化。同时,在中外频繁的交流中,西方先进的教养兼施理念的形成以及近代化慈善组织的出现,表明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向近代化转变的显著迹象和主流趋势。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救助事业以实现其传教之目的。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疗、慈幼、灾荒赈济等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地践行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施救理念与模式,为中国社会救助实践树立了新的榜样。在中西救助实践的比照下,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逐渐开启了学习西方,扬弃传统的近代化之路。     

抗战胜利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与湖南农村重建工作述论

抗战胜利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在湖南长沙、常德、岳阳、南县四地开展了农村重建工作,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将救济与善后相结合,并以"善后"为根本目的;二是将农村工作与地方自治相结合,注重民众的启蒙、农村风俗的改良和农民科学意识的养成。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在湖南农村的重建工作是美国民间对人道主义精神和慈善理念的发扬,构成了战后中美关系史上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模式”——慈善救助之文化逻辑、经验局限与发展走向

认识并破解"现代慈善理念和运作模式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的现实难题",关键在于,阐明社会慈善之现代转型所依托的制度结构和文化集丛,理清并增强二者之间的亲和程度与实质关联。长期以来,现代慈善秉持的公平、公正、平等、效率、开放诸理念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却未充分展开,从表层上看,源自基于回报、人情、关系等本土性文化因子的"差序慈善"和基于权力、责任、服从等权威性政治伦理的"政府慈善"的替代和挤压,而从深层上说,在于家庭本位的差序求助、家—国同构的权威主义以及私民社会伦理的抵触和排斥。我们欲推进转型期中国式慈善救助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就必须认真考量中国特殊的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求助文化、公私关系对现代慈善理念及其运作模式本土化的影响。     

从道义到制度：社会救济的科学发展问题研究

在调查的基础上,认为当前社会救济的科学发展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转型问题,要改革现行的社会救济制度;二是市场化问题,非政府组织应参与慈善市场竞争;三是公信问题,应该改革非政府组织内部的管理体制;四是人力资源问题,要致力于培养志愿精神等.     

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是慈善捐赠的行为屡见不鲜,在社会救济等公益事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国企业的慈善多数属于反应性慈善,战略性慈善并不多见。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通过捐赠等方式,旨在追求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慈善行为。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制约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自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企业战略性慈善,实现企业效益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共赢。     

中、韩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比较研究

在应对新生贫困等社会问题时,中韩两国都选择与实施了新的社会救助项目而放弃了原有的社会救助项目,即中国用最低生活保障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韩国用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取代了原有的公共救助制度.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过程是明显的"自上而下"式的,即主要由中央政府和主管部门推动;韩国则是"自下而上"式的,即市民社会团体的推动是决定力量.中韩两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所确立的新制度都明确了公民权利的理念,放弃了原有带有恩惠、慈善色彩的旧制度.但是,从保障水平与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与韩国的国民基础生活保障还有很大差距.     

我国传统社会的老年救济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历朝历代政府都很重视对老年人实施救济,尤其是遭遇灾变和年高患病的老年人。各种救济理念、救济措施等不断丰富完善,这对我国健全现代养老保障制度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必须明确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把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高龄老人作为政府"兜底"的主要对象;建立激励机制,完善监督制度;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设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服务队伍。     

近代天津会馆与同乡组织及其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天津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各方移民移居该地后,为了联络乡谊、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往往因地缘或业缘的关系组成会馆或同乡组织。这些组织为了同乡人的共同利益,往往在客籍地举办诸如收容落难同乡,设立义地,为同乡子弟开办学校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惠及身在异乡的同籍人,而且还融入到客籍地民众生活中,构成了客籍地慈善救济事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培育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经验与思考——以江苏省海门市“乡村慈善基金会”为例

近年来江苏省海门市在推进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认同和践行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乡村慈善基金会"成为海门市乡村文明品牌的靓丽名片。海门市"乡村慈善基金会"在建设过程中注重精神引领,使崇德向善成为风尚;建立"乡村慈善基金会",使友善理念入脑入心;重在实践,用友善撑起一片蓝天。海门以"乡村慈善基金会"推进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活动的开展,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以"乡村慈善基金会"为载体,渗透和传扬社会主义"友善"理念;注重榜样示范引领,放大"乡村慈善基金会"的"友善"效应;注重宣传,努力营造友善互助、扶危济困的社会氛围;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鼓励群众努力向善;创新运行和保障机制,促进"乡村慈善基金会"的长效发展。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简论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三大特征,即施惠主体的多样性,造成动机目的的复杂性;受助客体等级层次分明,使慈善行为缺少应有的较广泛的社会属性;慈善行为并非皆出于自愿,有时是被动无奈,甚至被迫参与。这就决定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尚有一定的差距。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个人慈善行为的倡导与扶持,民众对慈善活动的认同与接受,除法家外的各大思想流派对慈善事业的肯定。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作用重大,但也存在缺乏长远目标,多为临时救济,影响商业资本积聚等弊端。     

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在传统中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以国家救济为主,民间慈善义举为辅。近代以后,地方士绅商人和宗教机构等创办的民间慈善机构及西方传教士经办的慈善事业作用突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加剧,催生了一大批弱势人群,造成一些社会冲突。这些弱势群体的主体是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引起的,因此,应当侧重从社会支持的角度考虑对他们给予救助。在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方面,应确立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理念,即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是国家责任性的制度性救助;同时,强化宣传民众在社会救助中的责任,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纳税责任;大力推动社会保险如失业、养老、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发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广泛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加强弱势群体自身素质的提高,让他们学会自救自助。     

先蓁蓁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简论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三大特征,即施惠主体的多样性,造成动机目的的复杂性;受助客体等级层次分明,使慈善行为缺少应有的较广泛的社会属性;慈善行为并非皆出于自愿,有时是被动无奈,甚至被迫参与.这就决定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尚有一定的差距.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个人慈善行为的倡导与扶持,民众对慈善活动的认同与接受,除法家外的各大思想流派对慈善事业的肯定.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作用重大,但也存在缺乏长远目标,多为临时救济,影响商业资本积聚等弊端.     

海外潮人慈善事业发展述论(1860—1949)

近代海外潮人慈善事业的兴起由潮汕区域环境与南洋潮侨群体及其他内外因素共同决定。从覆盖范围来看,分为潮汕侨乡慈善、移居地慈善及潮汕以外中国其他地区慈善等三大板块。从慈善内容来看,分为以救生殓死为核心的慈善救济和以教育、医疗及其他公共建设为中心的公益活动等两方面。历史流变之间,海外潮人慈善事业从传统"养济型"慈善转向近代"教养型"慈善,也保留下传统慈善的诸多与观念做法,形成东西、新旧交错并存的慈善事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