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类型与内在逻辑

当代中国儒家传统的复兴展现出从探讨心性哲学到关注政治与社会的思想转向。以"制度形态—目标指向"作为维度,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可类型化为政治实践型、传统教化型、公民宗教型和生活教化型四种理想类型。"制度形态"的差异凸显了对于儒教的制度焦虑与反思,"目标指向"的分野体现出当代儒教实践的不同行动抱负,其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是儒教制度性和分散性的双重特征:大可化入政治制度,兼济天下;小可教化社会公众,独善其身。儒教的建构与表达受到权力关系的形塑,在儒学与儒教的分化与合流之间,深切影响着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衰成败。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从“天”和“上帝”的内涵比较,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自古至今,很多学者主张"儒家学说"就是"儒教"(本文不讨论该主张是否正确,只把"儒教"视为"儒家学说"的同义词).由孔子开创的懦教,数千年来一直是汉文化圈宗教"哲学"思想的主流.     

“儒教”:中国现代思想中的观念谱系

在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思想界关于"儒教"的讨论,已经越出上世纪后期关于"儒教是否是宗教"以及"儒教的超越性何为"等学术论说,出现了"重建儒教"的实践性文化与制度设计,由此也引发了思想界的论争。[1]笔者认为,"重建儒教"的相关争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     

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

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文武兼备之教。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基本精神。儒家的"教"包含教育、教化、宗教三重含义。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通过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以三祭之礼为代表的"神道设教"是一种典型的儒教形态。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今天,儒家的更新发展应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情感启蒙与“诗教”功能的审美重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再诠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是在"反愚痹""反宗教"和"收回教育权"的时代语境中立足于"国家主义"立场发出的思想主张和理论宣言。通过对康德美学思想的借鉴与改造,"以美育代宗教"具有审美无利害与情感启蒙的学术指向,以期通过"情感陶养"启蒙心智、调和情感以塑造艺术化的"人心"并实现艺术转向和人生美化,进而完成生活改良和社会改造。与此同时,这种人生艺术化转向之思想功能改造,既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启蒙和建设"新文化"的民族拯救方案,又是蔡元培借助美感教育问题之"教育学模式",试图重建儒家传统"诗教"功能、重建社会理想秩序和信仰体系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终极追求。这也是其身份、地位和角色所扮演的学术指向背后暗含的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症候。     

心学的文化与政治含义

心学的文化和政治含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首先是对心学传统的考察和当代世界哲学转型的反思。心学的根基在孟子到阳明的心性之学,从人之为人的根本开始,推己及人到各种家庭、社会、政治问题,甚至从哲学反思到文明对话都离不开心学关于人的基本看法,今天对心学的推动将有助于打破中国哲学学术与思想对话的困境。其次是对恻隐之心的深入思考及这种思考对当今儒学复兴的重要意义。心学认为人性的根基在于恻隐之心,而今天我们要走出近代史上的启蒙心态以开辟儒学复兴的全新道路。我们不能够被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老路牵着走,要回到儒学根基上开发出一套全新的现代儒学思想体系。我们需要从经典学习入手,重建儒家文化的根基,让政府、学界、企业界、新闻界等一起携手共建心学复兴运动。因为心学的精神性最强,所以儒家一阳来复的焦点要放在心学精神的复兴上面,建立儒家的普世价值系统。第三点是面对21世纪,我们要把儒家放到多元宗教的体系里来考察,让儒家更加具有开放和对话的精神。儒家与其他宗教与文明在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对话成果,今天儒家跟基督教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等等都要能够展开平等互惠的对话,相信儒家也能够对普适价值的相关命题展开讨论,从而深化世界文明对话的成果。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宗教问题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之作并非如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宗教"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青年黑格尔派所理解和使用的宽泛概念,一是传统意叉上的宗教.这两种含义相互纠缠又交互影响,对文本创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宗教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真实的思想过程",并深刻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蕴涵.     

儒学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拓展——读朱人求《儒家文化哲学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应对社会危机,促进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哲学研究在展示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揭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方面成就颇丰,引人注目.而在运用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来进一步拓展儒家哲学的研究方面,一直以来,学界却着力不够.朱人求先生所著<儒家文化哲学研究>(安微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则在这方面建树开拓之功.     

关于朱熹与宗教及其他——对任继愈同志关于“儒教”问题的几点浅见

任继愈同志几年来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和批判儒教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封建社会的圣人"、"具有高度尊严的教主"、"高贵的素王"的孔子及其学说.作者认为:儒家是宗教;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宗教思想.并曾多次指出,朱熹"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的人物."又说:"朱熹的思想属于宗教,他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宗教体系服务的."他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西方那样的产业革命,所以"哲学没有条件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这就造成中国封建时代     

天人合一 心统万物的儒教哲学

儒教哲学上绍三代之圣,下启孔孟之学,既体现了"天"的意志和道德训示,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天与"、"人归"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终极关怀.既以天命论证王治,又强调性本之于天,通达于道.如此,天、祖、圣合一,命、性、道合一,对天命认同的外在超越,转向对心性关注的内在超越;由三代的理想,上接天命,并以性为道,以理为性,以心为理,终至"心统万物",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调适,并系统化、精致化,而以官方哲学的优势,铸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儒家宗教的合理性终极追求,进一步得到思辨哲学的论证.这正是儒教哲学,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继往开来的渊薮.     

儒教与中国政治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按照现代学术的划分标准,其中既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宗法性伦理宗教",也包括哲学性的"儒学"。在官方文化系统中,宗法性伦理宗教发挥了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两方面的功能,成为历代政府政治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而儒家的哲学思想,则成为历代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的指导原则。正确解读儒教的超验性,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关键。     

先秦儒家天论不存在从“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就其本质而言是库恩(Thomas S.Kuhn)所谓的范式的转型。在用西方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哲学史的历程中,孔、孟、荀"天"论成为过度诠释的一典型个案。随着近几年考古材料的问世,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天"论与孔子、孟子"天"论一样,同样蕴涵着"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等诸种义项。先秦儒家哲学中的"天"并不存在一个由"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广而论之,就先秦两汉儒家哲学而言,"宗教之天"与"哲学之天"不仅自始至终都是裹挟在一起的,而且"宗教之天"还有逐步强化的趋势。     

老庄思想对儒家道德的解构和颠覆--以魏晋时期为例

儒道是对立冲突的两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老庄思想对儒家的社会道德时常起着颠覆和破坏作用.老庄以"自然之天"消解了儒家有意志的"道德之天",把"自然的人"从"宗教的人"中解放出来.老庄还以相对论和"齐是非"的观点否定和嘲弄儒家的做人原则和道德观念.道家对儒家道德的颠覆以魏晋时期最为典型.魏晋士人的伤风败俗和行为放荡是道家人生理想的具体实践.道家思想流行之时,就是儒家道德崩溃、塌陷之日.     

儒学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拓展——读朱人求《儒家文化哲学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应对社会危机,促进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哲学研究在展示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揭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方面成就颇丰,引人注目。而在运用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来进一步拓展儒家哲学的研究方面,一直以来,学界却着力不够。朱人求先生所著《儒家文化哲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则在这方面建树开拓之功。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中国文化精神之探寻——现代新儒家论儒学与宗教

儒学的宗教性成为20世纪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重要议题之一。新儒家在该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运思和见解,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探寻。本文将从哲学理念、本体问题和内在超越等方面阐述现代新儒家的宗教与儒学关系问题,以期对探讨儒学与宗教、儒学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争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儒教之争"事关重大,关系到如何理解儒家、儒学或儒教的本质,如何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如何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如何进行中外文化比较、世界文明对话等等。宗教概念问题是整个儒教之争的理论症结所在,而"比较方法"与"文化自觉"则成为贯穿整个儒教之争的两个深层问题。全面梳理以往的争论线索,客观评论各派的论争焦点,深入探讨现存的概念、理论,尤其是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推动今后的研究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