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与孙承宗

袁崇焕和他的上级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都是明末的爱国志士,卓越的明军统帅。袁是孙的学生,井得到孙的指导帮助,两人关系相当密切。本文着重论述两人在辽东军事活动中互相信赖支持和他们忠诚报国的高尚品质。一、孙、袁协力守辽东孙承宗(1564—1638年)字稚绳,北直高阳人。他在做秀才的时侯,曾在大同一带教书,仗剑游长城边塞要地,“从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于、清波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厄塞,相与解裘系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大同士兵鼓噪索饷,围巡抚衙     

论袁崇焕与皇太极

袁崇焕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二十八日,卒于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终年四十有七,皇太极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二十一日,终年五十有二。袁长于皇太极八岁零七个月,而早死十三年。今年正好是袁的诞辰四百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与广西藤县县志编纂委员会联合召开纪念袁崇焕诞辰四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相邀参加。我觉得袁崇焕一生的孤忠自效,含冤而死,过去和现在,都曾引起过史学界的莫大同情和重视,撰写了不在少数有分量的论: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抗清名将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又字自如,广西藤县白马圩人,祖籍广东东莞,生于公元1584年(明万历12年4月28日)。他从小奋发读书。1597年(万历25年)应藤县试补弟子员,入学后,更加勤奋。1606年(万历34年)到桂林乡试,名列前茅。1619年(万历47年)去北京会试。当时辽东经略杨镐统兵二十四万抗清失败,(清当时的国号是“金”,史称“后金”,本文为了前后名称统一,故一律称清),朝廷急     

袁崇焕籍贯新探

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被清顺治帝用反奸计杀害之后,明亡清兴,袁崇焕在历史上,成为十恶不赦的“卖国贼”,长期被人唾骂,后来清康熙帝从顺治《实录》中,得知袁崇焕是冤死的,但也     

袁崇焕籍贯考辨

(一) 《明史·袁祟焕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袁崇焕传》的《校勘记》注云: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东莞,《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一页五五四四、《明进士题名碑录》万历已末科都作‘藤县’。疑作‘藤县’是。”据广西《平南县志》载,袁崇焕为平南人。由上,袁崇焕籍贯的说法有三:其一为广东东莞县,其二为广西藤县,其三为广西平南县。袁崇焕在明季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三年(1630),袁崇焕因后金反间、阉党诬陷、崇祯昏庸,含冤被磔死。在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有袁     

袁崇焕与明天启朝党争

剧烈而持久的党争是晚明政局的突出特点。党争造成官员集团的分裂和内讧,辽东边臣也被卷入党争之中,其军事行动和个人命运深受党争影响。政治立场取代军事才能成为明朝选拔辽东边臣、评判将帅功罪的主要标准。天启前期袁崇焕守辽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东林党的支持。袁崇焕自视为清流官员,长期坚持同阉党作斗争,天启末年为顾全辽东抗金大局和躲避政治灾祸,又一度转而与阉党合作。明清战争是影响朝廷党争的重要政治因素。袁崇焕的个人命运是朝廷党争和明清战争相互作用关系的最好注脚。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百多年来从近代化运动的全新视角,系统总结清朝自身改革历史进程的第一人。他通过探析清朝统治二百年间如何丧失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五次大的发展机遇,通过分析19世纪中叶以来清朝各级各类官僚的整体素质、普遍心态以及社会风气、政治氛围,深入地探究了中国近代化运动屡遭挫败的根由。社会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各方面的改革相配合,而当时改革之中最关键的环节刚在于政治体制的变革。从而得出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近的结论：摧毁封建专制的“千岁老屋”,“别构新厦,别出新制”。这种崭新的研究取向,对于帮助20世纪之初的国人迅速转向革命,具有重要启蒙意义,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众所周知，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正是在公羊“三世说”的名义下，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作为康有为的高足与得力助手，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及其后，对今文经学持何态度，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     

梁启超与资政院

<正> 设置议院,是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梦寐以求的目标;而资政院,只是清廷在“预备立宪”中所成立的“预备”议院.该院从1907年宣布设立到1911年自然解体,始终未能真正起到议会的作用,但作为立宪派精神领袖的梁启超,为了推动宪政运动的需要,一直对她倾注了极大的热忱.由于梁启超当时流亡在日本,其对资政院的影响,主要通过《政论》、《国风报》、《时报》等立宪派所办报刊,通过政闻社等立宪团体、徐佛苏等国内立宪派骨干去体现.考察此间梁启超的活动种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立宪派对资政院乃至对整个“预备立宪”的态度,有助于深入了解清末政局的演化.     

鲁迅与梁启超

在中国思想史上,鲁迅与梁启超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人.虽然他们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启蒙宣传家,但他们生活于共同的时代,同为民主革命史上人.所以,把他们共同置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我们不仅会更加全面理解鲁迅的伟大,同时会更为科学地认识梁启超的历史地位.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来观察鲁迅与梁启超,将会发现尽管梁仅长鲁迅八岁而早其逝世又不过七一 年,尽管他们享年都只五十多岁而并世却达四十八年,但作为历史人物,他们之间却恍如隔世.     

袁崇焕之死与明末的党争

<正>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朝边防大将、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袁崇焕被磔于市。此前,兵科给事钱家修等上书喊冤,“关外将吏士民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余大成《剖肝录》,见《袁督师事迹》);袁崇焕部下“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程本直《矶声纪》)但袁崇焕终被处死。当时满州(女真)贵族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明王朝面临着严重威胁,为什么边防大将袁崇焕反被崇祯帝杀掉了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须从他的生平活动及其在明廷中的地位谈起。一、袁崇焕事略及其为天、崇两朝的重用袁崇焕(1584——1630年)广东东莞人,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他出生之际正是“北虏南倭”为患最烈之时,明末的腐朽政治和民族危难促使袁崇焕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除了读书以求仕进外,还留意兵法,“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隘塞清形,以边才自许。”(《明史·袁崇焕传》,以下凡引本传者均不再注。)     

梁启超与孔教

梁启超思想虽非儒学所能宥(?),但与儒学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梁启超一生的政治与学术生涯,几乎在每一个大的转折中,都与孔教打过交道,其黜陟明显地反映着他在此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因此,     

林语堂与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少有不受其影响者 ,林语堂也不例外。林语堂与梁启超最根本的关联在于 :自我的矛盾性 ,思想观念的求新求变 ,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奉 ,热爱常识、幽默和趣味 ,文体的气势磅礴、饱含感情和文白相间等。二人最大的差异是 ,林语堂比梁启超更注重宗教情怀、多元文化之融会和文学性。     

梁启超与福泽谕吉

作为一个著名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的社会活动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 ,梁启超不仅在近代中国有突出贡献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对历史的回顾影响着对未来的选择 ,实际上 ,关于现实的定位和未来的选择更容易凸显历史的记忆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由此而常议常新。有鉴于此 ,我刊分期编发系列笔谈 (上、下 ) ,以期立足于新世纪背景 ,站在学术前沿 ,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 ,进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     

袁崇焕画像及其疏稿

本文作者介绍其旧藏的一幅采绘本袁崇焕画像，并及历代记录有关为袁崇焕造像事。此文的后一部分，是引用康熙刻本屈大均《翁山文钞》卷十所载《王予安先生哀辞》一文，引发出王氏初为袁崇焕幕僚，袁氏卒后尝为其辩诬。后将袁氏疏稿及其幕僚程本直《矶声记》、余大成《剖肝录》等文稿传交给屈大均，使后世知袁氏之忠。清道光间伍崇曜刊本《袁督师事迹》所收袁氏疏稿及程、余二文，可能是出自屈大均传本。     

梁启超与胡适墨学研究之比较

一、近代墨学复兴中的两座巨峰先秦时代，儒墨并尊，同为“显学”。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学长盛不哀，一花独放，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墨学则被视为异端邪说，尘霾千古，几乎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迄至近代，墨学始受人重视，呈露出复活的气象，不仅研究《墨子》、阐明墨学的著作大量涌现，且评价也日趋公允。乾嘉时期的孙星行、毕流、江中，晚清的俞樾、王运、邹伯奇、孙让、梁启超、章太炎，以及民国初年的章士钊、胡适等，堪称墨学研究的中坚。其中，汪、孙请人为近代合学的复兴作了必要的奠基，而栗、章、胡等人则开启了以近代科…     

梁启超与孙中山历史观之比较研究

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活动与斗争实践都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某些特点。比较一下他们的历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他们政治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孙中山稍长于梁启超,而在历史舞台上,梁启超却捷足先登,历史观的形成也是梁先孙后。他们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如何解决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危机时,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围绕“民”来陈述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主张。“民”是他们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和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