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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钱穆1922年至1930年执教小学与中学，1930年由顾颉刚先生推荐，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1949年以前，历任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武大、川大等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居台湾，为台中研院院士。钱穆著作等身，计有七十余种。其中，《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国学概论》、《朱子新学案》等，都是传世之作。钱穆综合、提扬了传统史学，又吸纳、消化了西方史学，在自己毕生治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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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年)是当世公认的学术大家，一代宗师。他与我国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自191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处女作《论语文解》起，钱穆还在那里出版了《论语要略》(又名《孔子研究》，（1925年)、《墨子》和《王守仁》(1930年)、周公、《国学概论》、《惠施公孙龙》(以上三部均出版于1931年)、《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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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顺宗实录》存佚问题的提出 《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1980年10月北京版)曾发表拙撰《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兼与瞿林东、胡如雷同志商榷》一文。拙文指出现保存于《韩昌黎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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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以下简称《辨伪集》)是中国工人出版社于2004年6月出版的一本关于语言文字学领域所进行的科学辨伪以及学术批评的论文集。文章的执笔者都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界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全书长达505页,收录文章54篇,字数达540千字。该书按照内容编排,共有八部分:第一部分,呼唤科学辨伪;第二部分,贯彻执行国家的语文政策;第三部分,语文教学与婴幼儿识字;第四部分,普通语言学和俄罗斯语言学;第五部分,真理与谬误之争;第六部分,纯净学风文风;第七部分,驳伪科学及其辩护士;第八部分,综述及其他。这八部分涉及的内容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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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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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瑞兆教授在《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列本科进士7人:胡砺、李天吉、边元勋、苏仲文、高昌福、雷嗣卿、乐著。除李天吉、边元勋、苏仲文、高昌福无更多的史料外,胡砺、雷嗣卿、乐著尚有史料可增,需补充的有边伯勋、韩锡:(一)本科状元胡砺。字元化,本是被掳者,因用燕京人韩昉的乡贯,被误取为状元(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七,第4页,“影扫叶山房”本)。《金史》卷一二五有传,说他是磁州武安丛井村人,天会“十年,举进士第一”。《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第13页)称他是山东密州人,少被虏,韩昉放从良,状元及第。盖本住山东密州。被掳放良后居住在磁州武安。据《金史·胡砺传》:他登第后,授右拾遗,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同修国史、翰林学士、刑部尚书,年55以疾卒。葬于武安县西义井里(《嘉靖河南通志》卷一九《陵墓》)。尝于贞元三年撰《谥议》(张玮:《大金集礼》卷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第35册,第303页下),又撰《鼓山常乐寺佛殿记》,碑在武安县,立于正隆四年(1159)四月(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七,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五,第103-104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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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廷龙谈钱穆与《读史方舆纪要》稿本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问:顾先生,您主持校印的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年)《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项古籍整理工程足足进行了几十年。听说前些年谢世的钱穆(宾四)先生为此事未竟引为终生憾事,请您谈谈其间的经过与原委。 答:是的,正如您说的校勘《读史方舆纪要》从开始到今天已有40年的时间。也正像您说的钱穆因未能亲见校勘工作完成为憾,以至晚年仍耿耿于心。 事情还得从30年代说起。其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为活跃学术空气,他组织了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团结了一大批学者,有白寿彝、谭其骧、侯仁之、吴世昌等,还办了一个半月刊《禹贡》。钱穆时为北大教授,同时也在燕京兼课,他来燕京执教就在顾颉刚家住了一宵。颐颉刚、钱穆、叶景葵都是论学之友,我当时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中文采编主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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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五○《礼志四》云:其辨孔子不当称王者,止吴澄一人而已。嵇璜等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四八《学校考·祠祭褒赠先圣先师录后》)、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卷一二○《祭先圣先师》)、孔继汾撰《阙里文献考》(卷一四《祀典第三之一》)、李申撰《中国儒教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0页)等沿用其说。按,吴澄误,当作吴沉。吴沉,元末明初人,事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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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论语新解》一书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整体观照下,以朱熹《论语集注》为张本,义理、考据、辞章兼重而归宗于义理,备采众说而折衷求是,以探究《论语》本旨的重要著述。在其中,钱穆既尊崇朱注,又显出真‘和而不同”的义理旨向,同时其将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辨、对《论语》与《孟子》《中庸》《易传》的学脉承续分别等重要论点贯穿到c（新解》的释解中去,体现出“欲融铸一家之言”的努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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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号东壁,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他以毕生精力著了一部《考信录》,因而被视为乾嘉时期考信辨伪学的泰斗。自梁启超、刘师培,尤其是自胡适以来,学术界也一直把崔述归入纯考据学者之列。但崔述绝不是一位纯考信辨伪学家。他在考信辨伪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固然堪称一代大师,并直接影响着“五·四”之后以考信辨伪称世的“古史辨”派史学,但崔述亦堪称一位思想家,其理论体系完整博大,自成一格,足以为那荒芜的乾嘉思想苑地新植一株奇葩。鉴于崔述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成就至今仍湮没不彰,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初探,以求教于方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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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纪传类》第61页著录有"《三国志辨误》一卷。清刘履芬抄本(藏于国家图书馆)。《三国史辨》一卷,清叶名澧抄本,叶德辉跋(藏于湖南省图书馆)"。两书版本信息不全。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这两书实为一书之不同钞本,因撰文予以补正。叶德辉《郋园读书志》载"《三国史辨误》一卷。汉阳叶氏钞藏本。此书《四库全书》正史类著录,云‘不著撰人名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已印行。而此钞本撰人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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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六期发表的《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创办于何时?》(作者周庭)一文,认为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并非一九一八年的《无锡白话报》,而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三月就创刊于无锡的《无锡白话报》。该报初创时每五日发行、木刻活字毛边纸印,每册十余页。他引用的史料出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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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随着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兴起的“诸子”,主要是一些“辨雕万物,智周宇宙”, “英才特达”的“大夫、君子”,他们“炳晃垂文”(《文心雕龙·诸子》),企图“以此驰说,联合诸侯”(《汉书·艺文志》),发挥事业,有所作为。司马迁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庄子附于老子之后,原因是庄子思想的“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至若法家韩非与老子合传,也由于他的某种观念“原于《道德》之意”;这就暗示“诸子”尽管生不同时,论述自成体统,并不意味彼此认识毫无关系。班固心知此意,以为“诸子”之“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同上)。因此,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便以《老》《庄》殿于儒家经典,隐寓儒、道思想的交流,而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实为“孔师”(《文心雕龙、诸子》),决不是偶然的。不难想象,“诸子”或择取足以充实己见的他家之说,势必存在异、同,《周易》的《暌卦》肯定百物“以同而异”,确不可拔,学者严加区分,方能“辨是与非”(《系辞》)。魏、晋老、庄学兴,而留意二氏之异、同者盖寡,本文将从事初步探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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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述变·求真——《吕著中国近代史》评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年）是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学殖宏富,知识渊雅,在一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治学生涯中,除了著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外,还十分重视对中国近代史的探索。吕先生生前曾出版过《国耻小史》等多种近代史论作,并撰有《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代百年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等未刊讲稿。这几种未刊讲稿连同商务印书馆旧刊《日俄战争》,计五种,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编为《吕著中国近代史》于1997年9月出版印行。这部书32万字,内容详实,富有特色,堪称是一部爱国、述变、求真的近代史佳作。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