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与客家文化

作为“诗界革命”宣言的诗歌理论“我手写我口”,深刻地彰显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最基本方向,是黄遵宪“言文一致”与书面语改革的最早诉求.客家民间文学的特质、客家先贤诗歌创作的传统,是黄遵宪“我手写我口”文学思想背后隐藏的客家文化背景.     

黄遵宪“诗界革命”用意别解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 ,但他为诗之本意以及他的诗歌的实际影响超出了“诗界” ,却往往是人们所忽略了的。黄遵宪“诗界革命”的实质是思想革命 ,从本质上说黄遵宪是一位启蒙思想家、革命政治家和教育家。兴教育、开民智才是他的“诗界革命”的本真     

黄遵宪诗论与诗界革命

黄遵宪是中国近现代诗歌改革的先驱,其变古求新的理论与"新派诗"创作鲜明的反映了诗歌变革的要求,由此推动诗界革命也促成了诗论的成熟,对诗界革命来说黄遵宪的诗论就是先导的理论旗帜。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论晚清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之滥觞

晚清以"诗界革命"为肇始的诗歌改革冲击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言说符号和形式,自此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的滥觞期开始.现代汉语诗歌的音乐性理论首先松动了古典诗歌言说机制:主张以"言文一致"为出发点的诗歌革新,"新语句"与"旧风格"的冲突与调合.其次体现为"饮冰室诗话"时期对现代诗歌音乐性理论的各种探索:包括对"旧风格"的坚持,诗歌的音乐性与启蒙主义的调合,对诗歌简谱化、谱曲式尝试.最后体现为"杂歌谣"的尝试:一是"新粤讴",这是方言与音乐性的尝试;二是"歌体诗"音乐性实践,它已经实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尝试;并已经产生了达到胡适"八事"要求的早于"胡适体"十五年的早期的白话诗,是现代汉语诗歌的雏形.     

黄遵宪诗歌创作“歌谣化”的现代阐释

作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具有深厚的"山歌情结",诗歌创作走民间的路子,深刻地彰显了他诗歌革新的理念,成为了现代新诗发展的基本走向。黄遵宪身体力行的"歌谣化"诗歌创作实践,对"五四"以后中国新诗发展打开了思路,由此,中国白话诗脱下了诗歌语言典雅华美的古代文言盛装,换上了20世纪平民百姓的口语便装。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雷抒雁的诗歌艺术

雷抒雁是一个在诗的艺术上一直非常自觉的杰出诗人.这种自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创作上自觉追求一种诗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其二,写诗非常注重选象造境,注重诗的可朗诵性和普遍的可理解性.其三,自1979年大胆地发表讨论诗歌也应该“引进”的通信起,雷抒雁一生写出了许多讨论诗歌艺术的文章和创作谈,其中的核心是现代汉语诗歌所面临的问题和应有的诗学追求.这种对汉语现代诗歌的理论思考,也体现在他晚年对《诗经》的研究和翻译上.其四,古代汉语诗人有以诗论诗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到了现代汉语诗中似乎中断了.但雷抒雁创作出了不少以诗论诗的作品,体现了很深刻的诗歌艺术思想.其五,雷抒雁的对诗的思考的丰富性也体现在他晚年的访谈中.     

依偎于今魂与古胎之间——诗界革命与南社关系考辨

南社在注重发挥诗歌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上与“诗界革命”取得了共识,但二者对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具体功能的体认上却有很深的差异,无论是对诗歌功能的体认还是对诗歌形式的变革,南社诗人与“诗界革命”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社诗歌是“诗界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诗界革命:超越唐宋诗之争,主张觅求新诗界

本文从唐宋诗之争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界革命".基于开创诗界新纪元之目的,诗界革命派反对分唐界宋和诗坛的泥古之风,主张继承一切优秀的诗学遗产,包括诗学史上两种诗学典范--唐诗和宋诗,泯灭唐宋诗之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采纳民歌民谣入诗,是对唐宋诗两种既有范式的超越,而从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来看,对唐宋诗之争也影响巨大,客观上终结了这场长达千年的诗争.     

现代诗学研究的生态与动态

自晚清“诗界革命”至今天新世纪诗歌的百年诗学发展,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同时也持久地引起诗学本身以及诗学以外的研究探讨,一百多年的中国新诗创作伴随、见证了新诗研究的经验得失。事实上,在小说、散文、戏剧诸领域,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内部求新求变的矛盾冲突像新诗这样难以调和、极端多变;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自我否定和推倒崛起的呼声像新诗这样频繁激烈;     

说晚清诗

晚清诗由龚自珍首开风气 ,之后出现了一批具有爱国精神的诗人 ,成为晚清诗坛的革新派。革新派之外另有一个宋诗派 ,但成就不大。戊戌变法前后适应时代的需要 ,产生了诗界革命。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和丘逢甲是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 ,梁启超则是诗界革命的理论家。同光时代另有湖湘派、唐宋派和阵容甚大的“同光体”派。到清朝的结束 ,秋瑾和南社诗人 ,以他们的革命诗歌成为清诗的奠后。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这种哲学精神的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属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范围,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也一直沿着王国维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就开始了,但"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虽然有西方哲学思想的支撑,也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这一纯哲学概念,但在诗学的哲学观念上,王国维比鲁迅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也更早提出,且王国维除了理论外还有哲学诗创作实践。只是,由于王国维观念的先锋和产生在白话诗之前等原因,致其诗学观念至今无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新诗“竹节式”结构的诗路探寻

竹节式结构特征指汉语字词序列的组接仿佛"竹节"排列,规定了汉语诗化的节奏和音韵。中国古典诗歌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以古代汉语单音节为主的竹节结构,形成了一套臻于严密的诗的"律令"。五四白话文运动以破坏这个诗性结构为代价促成了新诗的诞生,新诗近百年变异的过程实质上是受以双音节为主的现代汉语竹节结构诗化特征制约的过程。寻找现代汉语竹节式结构与诗歌特征契合的规律,对新诗的发展不无启示。     

圆通与飞动——严羽"以禅喻诗"的诗学话语特性

严羽"以禅喻诗"涉及到诗学理论中的学习方法、艺术鉴赏力、思维方式、诗歌本体论等问题,其以"正法眼"论述诗歌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学习方法,以"妙悟"对应诗歌的思维方式,以"情性"阐释诗歌的本体论.引禅入诗不仅是对前人诗学成果的继承,还在于诗学话语本身的圆通与飞动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个新高度.     

《饮冰室诗话》中的新诗萌芽

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倡议者和实践者之一,在《饮冰室诗话》中,他对黄遵宪等人的诗歌推崇备至。就《饮冰室诗话》看来,所载新歌词的翻译比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歌实践更具现代特征。本文列举了《饮冰室诗话》中部分例证,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歌理论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诗界革命"论者到王国维、青年鲁迅再到五四诗歌革命先驱,一大批诗人、诗论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色的诗歌观念、主张,逐步实现了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新历史视域下的三界革命

在新的历史视域下重新审视晚清文学的三界革命及其创作实践,会对这场文学运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三界革命产生于文艺论争之中,影响于文艺论争之外。诗界革命是诗歌改良运动,不成功的原因是古体诗歌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文界革命在于创造新文体,为白话文运动的开端;小说界革命理论与实践产生背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三界革命是中国文学适应社会转型的反映,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双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