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通向“实事本身”之路

本文以现象学原则"面向实事本身"为主线,着重讨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以及海德格尔本人的现象学思想道路。本文对后期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论述最具创见,并且试图从海德格尔思想出发,开创一种关于"政治世界"的现象学哲学。     

胡塞尔与舍勒在意向奠基结构问题上的不同进路

布伦塔诺最早将“意向”原则引入现代哲学。现象学两位泰斗胡塞尔与舍勒在意向的奠基结构问题上却针锋相对——持守与反对“表象”的奠基地位。胡塞尔试图从“客体化行为”分析上行到“非客体化行为”分析,并将逻辑理性扩展至实践一价值学领域,其难题是意向性究竟从何处开始上行。舍勒试图从“价值先天”下行到感受行为,其难题是如何能够确保先天价值之在。他们出人意料的一致在于：作为出发点的“实事”是“非意向”的,从而难以纳入现象学直观。     

从凯恩斯主义到“第三条道路“

本文试图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索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渊源和哲学继承性。指出“第三条道路”是凯恩斯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融合,“第三条道路”吸收了它们的合理成分并加以改造,它不仅扬弃了“老左派”的理论,而且摒弃了“新右派”的观点,走的是一条“中左”的路线。     

列宁《哲学笔记》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改造

“不是心理学,不是精神现象学, 而是逻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 ──《哲学笔记》第186页 真理问题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主题。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真理不仅应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应是哲学研究的绝对对象。”(《小逻辑》第 93页)列宁在对《哲学史讲演录     

论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及其现象学意义

本文站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高度,仔细清理了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内在含义,试图表明,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是对一切形式的独断论(实体主义)的革命,它通过对以往哲学问题的提法的彻底性翻转所实现的“先验转向”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客观性”问题及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之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

“客观性”是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并引申出所谓的客观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实践”概念的引入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现象学则引入“主体间性”概念试图消解这个问题.这两种方案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差异,但同时也具有共同之处,即对于相对主义、主客体关系以及人类生活意义的关注.     

实用主义真理价值论琐议

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承认真理有用,认为真理是有价值的。然而,这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真理价值论,划清它们的界限,是个颇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本文试图以胡适为例,谈谈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理价值论的区别及其意义。一马克思主义承认真理有用,重视真理的价值,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基础上的,以尊重客观真理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主张,客观实在是可知的,真理乃是符合客观实在的认识,所谓符合即正确反映客观实在及其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然不同,实用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哲学。胡适依据实用主义的经验论,在评价所谓旧派哲学家关于“真理就是同‘实在’相符合的意象”的论断时,提出一个什么叫做“和实在相符合”即认识和实在关系的问题,并作了否定反映论和客观真理的回答。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人们走过一条漫长的探索真理的道路,欧洲如此,中国也是如此。翻开中国哲学史,关于真理和真理标准问题,哲学家们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由于哲学路线不同,真理观不同,真理标准也不同。在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唯物主义反映论、主观真理论和客观真理论的斗争中,出现了几种相互对立的真理标准论。今天,我们总结一下前人争论的经验教训,对于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制造的混乱,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现代印度人生哲学

自古以来,哲学在印度被称为“见”。所谓“见”主要是指证悟或直觉宇宙最高“实在”——探求有关“实在”的真理。印度哲学认识实在、探求真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变人的生活态度,解决人生的道路问题,换言之,是为了给人寻求一条摆脱痛苦、获得常乐、以达解脱的道路。按照著名印度学学者马克斯·缨勒的说法,在印度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     

现象学还原的美学现身

现象学还原是现象学的一套方法 ,它的运用意味着回到认识过程的始源和客观性 ,从而获得真实的实在性。审美还原是这一方法在美学领域的真正现身。在审美活动中 ,我们得到的是人与世界的情感交往 ,在主体的审美经验与审美对象的互为显现中 ,人还原到他的本真境况 ,世界还原到它的原初样态 ,这一过程在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彰显 ,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精神也在此得到最恰切的美学诠释。     

如何理解上帝:从证明到相遇?——从托马斯到别尔嘉耶夫

“如何理解上帝”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沟通和结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是哲学（理性） 自我提升而走向神圣化的道路,也是信仰摆脱权威与狂热而走上“理性化”的道路。本文区分了这种“理性化”的两条道路,即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心学道路”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证明道路”,并着重分析了“证明道路”所隐含的神学信念以及康德对此的批判,由此充分展露出这些神学信念的困境。文章指出,“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对于世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走了一条世人陌生的道路,而在于它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心学道路”,即走上与上帝“相遇”的道路     

逻辑范畴被还原之后的现象学描述

有一种观点因颇具说服力而相当流行:自从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问题之后,以笛卡尔式自我反思为特征的“意识哲学”便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这在二十世纪哲学流派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胡塞尔现象学。关于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和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倪梁康先生与张庆熊先生几年前曾有过一场争论,①彼此相持不下。而随着国内近来对维特根斯坦在其思想转型期的所谓“现象学阶段”的关注和研究,以上这种观点再一次凸显出来。②本文认为,胡塞尔现象学从未试图用一种私人语言来进行现象学描述。作为一门尘世的学问,它需要能被所有人传达和理解。它从未试图创造一种专属于自己的“现象学语言”,它所使用的语言正是我们每天所言谈与理解的日常语言。然而必须承认,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以及维特根斯坦对自己所尝试的“现象学语言”的否弃,向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在于:使用一种公共性语言进行现象学描述所必然带来的解释学前设,与现象学还原所要求的彻底性,两者之间不矛盾吗?胡塞尔是否把捉到了这一问题,他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的?由此现象学描述、现象学方法还有怎样一种意义?     

雷蒙·阿隆批判的历史哲学评述

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批判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双层面的构建,他试图通过一种历史学的方法论的重构——说明和理解之间的循环,借由一种或然决定论来重新确立历史客观性的界限；同时,为避免落入相对主义的窠臼,其批判最终保留了康德意义上的“真理”的概念作为调节历史客观性建立的基础.他的历史哲学批判,一方面旨在限定历史知识有效性的边界,可被视为一种试图调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初步尝试；另一方面,亦可作为其政治理论——一种“合理性的”政治观的引论,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实事求是”本来是一句古语,最早出现在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现代,第一个明确地把实事求是作为哲学概念,并赋予新的含义的人是毛泽东。他对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哲学命题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规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几十年来,我们党就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然而,我们党在坚持这条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过程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条思想路线完全被抛弃和践踏了.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全党同志从思想理论上乱反正,重申和恢复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明,实事求是,团结一致辞向前看”的方针,并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科学实在论的四大难题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试图通过对科学认识论的研究来解决甚至最终解决认识论问题因而在整个哲学界都享有独持的地位。然而这个尝试却导致了一片混乱。无论科学哲学在认识论的技术性研究上取得了多么重大的进展。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还是真理存在、发现和评估的可能性与方法论问题。然而科学实在论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接近并且还要求助于辩证唯物主义,因此,辩证唯物评论的基本原理将成其不言而喻的指导思想。     

从先验现象学到存在论现象学

先验现象学认为意识的逻辑结构构成事物的本质,这在存在论现象学看来既贬低了事物在存在论层面的地位又遮蔽了比主客关系更为原始的共在关系,存在论现象学试图在我们和事物的共在当中揭示我们以及事物的本质。存在论现象学以这一全新的视角力图去诠释"人是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     

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西方实践哲学源头初探

实践哲学的复兴不仅是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最可注意的事件,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向。自从上个世纪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来,“实践”一词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重要、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但在赞同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或哲学的实践转向这一口号的名义下,人们所使用的“实践”一词在实际上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人们似乎并未摆脱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试图以理论哲学的方式构建实践哲学的体系。其结果是,尽管关于实践哲学的谈论越来越多,但研究本身却陷入了徘徊不前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表明,实践哲学的研究正面临着一种抉择,即对于我们以往实践哲学的研究,必须进行一种反思,以便能够深化这一研究。这里发表的这一组文章,正是试图对我们的实践哲学研究进行一种反思或深化。赵家祥教授的文章《准确把握实践界限,克服泛实践论倾向》,对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泛实践论”倾向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泛实践论”无限扩大实践的范围,把本来不属于实践范围的活动也归入实践活动,从而把实践泛化。王振林教授的文章《当代实践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在对当代西方实践哲学复兴的意义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上的缺陷给予     

当代实践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

实践哲学的复兴不仅是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最可注意的事件,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向。自从上个世纪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来,“实践”一词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重要、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但在赞同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或哲学的实践转向这一口号的名义下,人们所使用的“实践”一词在实际上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人们似乎并未摆脱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试图以理论哲学的方式构建实践哲学的体系。其结果是,尽管关于实践哲学的谈论越来越多,但研究本身却陷入了徘徊不前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表明,实践哲学的研究正面临着一种抉择,即对于我们以往实践哲学的研究,必须进行一种反思,以便能够深化这一研究。这里发表的这一组文章,正是试图对我们的实践哲学研究进行一种反思或深化。赵家祥教授的文章《准确把握实践界限,克服泛实践论倾向》,对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泛实践论”倾向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泛实践论”无限扩大实践的范围,把本来不属于实践范围的活动也归入实践活动,从而把实践泛化。王振林教授的文章《当代实践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在对当代西方实践哲学复兴的意义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上的缺陷给予     

形而上学的遗产与实践哲学的发展路向

实践哲学的复兴不仅是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最可注意的事件,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向。自从上个世纪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来,“实践”一词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重要、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但在赞同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或哲学的实践转向这一口号的名义下,人们所使用的“实践”一词在实际上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人们似乎并未摆脱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试图以理论哲学的方式构建实践哲学的体系。其结果是,尽管关于实践哲学的谈论越来越多,但研究本身却陷入了徘徊不前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表明,实践哲学的研究正面临着一种抉择,即对于我们以往实践哲学的研究,必须进行一种反思,以便能够深化这一研究。这里发表的这一组文章,正是试图对我们的实践哲学研究进行一种反思或深化。赵家祥教授的文章《准确把握实践界限,克服泛实践论倾向》,对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泛实践论”倾向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泛实践论”无限扩大实践的范围,把本来不属于实践范围的活动也归入实践活动,从而把实践泛化。王振林教授的文章《当代实践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在对当代西方实践哲学复兴的意义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上的缺陷给予     

数学：在哲学与真理之间——或论数学的哲学形象

本文从西方哲学史和数学史入手，探讨以真理问题为核心，哲学和数学之间存在的一种倾向性关系的生成与消解。笔者认为，哲学在确立自己的真理理想和真理途径时，存在着对数学的夸张性解读。这是哲学加于自身的桎梏。数学的发展自身表明它并不具有哲学期待于它的典范性，哲学应当走出数学的阴影，如实、坦率地考察“真理如何成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