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实业“自强”思想与实践述论

曾国藩实业"自强"走过了一条购买——仿造——学习的发展道路,而致力于仿造,他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仿造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实用蒸汽机和木壳轮船;在两江总督任内为经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殚精竭虑,多方筹措经费,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学习西方制器之"奥窍",提倡自办学校和派遣幼童出洋学习制器之方,培养科技人才。他的自强之路,以仿制轮船为首务,将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力图依靠本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尽量使轮船制造国有化,从而使得他追求的自强迥异于李鸿章等洋务派追求的自强。     

叶适功利儒家伦理观管窥--以"义""利""害"范畴之解析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水心别集>卷三"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虽表明了叶适早年于义利方面的基本思想轮廓,其涵义却不如他晚年所言之"成利致义"命题清晰.本文认为,"利"范畴实质是一个"义""害"并存的双义结构.同样对于"利",程朱理学相对而言就"害"的方面发现较多,并在义-利-害的范畴链接中以义为根本性前提,而实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义本学统;叶适则尽力凸显"利"范畴中义的蕴涵,宗旨却不是侧重"义",而是侧重"利",借重义利之辨来加强其整个事功学说的理论完备性,从而自觉地完成了明显有别于理学的功利儒家伦理系统.     

儒学视野下曾国藩的道德实践

儒学"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模式,使曾国藩在进德与修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同时,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无法很好地解决"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曾国藩在道德选择上的尴尬与无奈.     

关于曾国藩科技思想的辩证思考

曾国藩在中国经受内忧外患之际,积极推行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和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近代化。然而由于受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曾国藩的科技思想不可避免会具有很大局限性。通过对曾国藩的科技思想作辩证的剖析,可以启迪人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技术可以引进,但研发必须自主,创新才能自强。     

论儒家“自强不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强不息"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经典理念,它具有独特的时代内涵和伦理精神品格。自强不息的时代内涵是:古代自强不息,侧重于个体的自强修养;近现代自强不息,侧重于民族自强和国家自强;当代自强不息,即是全体国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精神品格体现为刚健品德、仁爱美德、独立人格意志、宽容和谐精神及积极进取精神。弘扬儒家自强不息精神,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引导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德性主体基础;要不断增强德性主体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曾国藩的“理治”思想探论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民国学人梁启超和钱穆笔下的曾国藩形象异同

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国藩受到了民国学人广泛的关注。其中,梁启超和钱穆是值得注意的两位。他们二人都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一位学问精深且躬行实践的人物。但关于曾氏的学问渊源、为学取向以及古文成就,彼此意见多有不同。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极尽正面,这与他一生敬重曾氏密切相关。钱穆因其本人的民族观念、当时的国难背景、考据学风以及"曾国藩热"而对曾氏的态度较为复杂:既钦佩曾国藩的学问造诣又批评其忘却"民族大义"。这些不同反映出民国学人对曾国藩的观感与其本人所处之时代及所持之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值得重视。     

论曾国潘政治思想的特色

关于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以前人们也多有论及,但一般都侧重于揭踞他的屠夫面目,这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在道光末年以后,曾国藩巧妙地将中国封建政治中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统治术融会贯通,交替使用,发挥了暂时挽救清朝统治的作用。     

宋代"台阁"涵义考

"台阁"一词,在史籍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关于"台阁"之涵义,以往学者之解释尚有未尽处.本文从解读现存涉及"台阁"一词的文献材料入手,证明"台阁"在北宋时可视为御史台和馆阁的一种合称或别称,南宋时则又包含龙图、显谟等诸阁.宋人在使用该语时,往往因为场合的不同和表达的需要而侧重于某一方面,但有时亦可并举."台阁"涵义之演变,与唐宋以来职官制度之变化及御史台、馆阁等官地位之荣显有密切关系.     

曾国藩修身养性之道与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是"八德"、"三戒"、"三治";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和途径是立定志向,格物致知,反省改过,不忮不求,平淡恬静;曾国藩修身养性之道对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家先"观念

"家先"是指家族中先亡长辈(如父母、祖父母等)的鬼魂,也是古人冥界观念中常见之鬼."家先"之语频繁地出现在道书文献中,其与"外鬼"对应而并为道门法术所劾治的重要对象.我们首先从<太平经>入手厘清了"家先"概念的涵义,进而分析了"家先"与"家鬼"之异同及其与在世亲属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陈述了古代文献中谈到的几种劾治"家先"的法术或措施.     

略论曾国藩的“积苦力学”

曾国藩一生的六十二年里,其在仕途上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二十八岁上即中了进士,三十七岁上"越四级而超升",由从四品而骤升为二品,这在"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的湖南,确实少见;对于"五六百载曾无人与科目秀才之列"的曾氏家族来说,门第可为之增辉. 但值得研究的是,曾国藩中了进士后,"服官三十余年",政务繁忙;又带了二十年的兵,打了十多年的仗,戎马倥偬.尽管这样,他在学术研究上,留下的著作却特别多,涉及的面亦十分广泛,他的诗歌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他在学术方面     

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兼论洋务运动的性质

曾国藩是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迹的.他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运动,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提出"师夷智"以自强,筹办起洋务.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还提出了所谓的"驭夷之法",形成了他的"驭夷"思想.这个"驭夷"思想不仅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所接受,而且为他的门生李鸿章所继承,成为以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曾国藩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二十三岁(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举,二十八岁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当了京官.这时已是     

固本柔远:从《国朝柔远记》管窥清代治外法律思想

在研究清代后期思想史时,我们习惯了专注于对"新派"思想的研究,但是若要认识这种文化的碰撞,需注意对"保守"主义者的考察。出于对西洋人传教和通市中鸦片贸易的担心,"固本"、"反本"是应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而"柔远"则是其基本治外方略。这种态度和方略直接影响了清王朝对于西洋人传教和通市贸易的立法。在成书于清后期的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中,体现了清代士大夫阶层对于自身政教文化的坚持,同时也展示了清王朝在治外政策和法律上的宽容精神,二者构成了王朝的传统内向型治外法律观。     

"惟楚有材"考略

通常认为"惟楚有材"语出<左传>,实际并不正确,无论在字意和句子结构上两不相合,若溯典追故,"虽楚有材"只是"惟楚有材"的前身--后人改其义而用之.据考,"惟楚有材"出自清初湖广巡抚林天擎所撰武昌府学重修记中,将近一百年后,书于匾额,并悬挂于武昌贡院牌楼.咸丰三年,贡院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牌楼不能幸免.咸丰八年,官文、胡林翼重修贡院及牌楼,并请曾国藩重写了"惟楚有材".1958年此牌楼因大风而倾覆."惟楚有材"影响深远,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袁名耀以武昌贡院牌楼的"惟楚有材"为上联,求得"于斯为盛"下联,由于岳麓书院的盛名,"惟楚有材"成为海内名句.     

"无为"新探:从治术到隐逸思想

迄今为止,探讨"无为"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是把它当作一种治术.实际上,"无为"从老子的治术发展到以庄子为主的隐逸思想,其间发生了质的变化.前者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国治,服务和关注的对象侧重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后者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适性",服务和关注的对象侧重于自然的个体.作为隐逸思想的"无为"有其独特的内容它认为无为而治的社会才是理想的适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无需隐居;只有当统治者强作妄为时,道家才不得已用隐逸行为来维护个人的适性权利.     

"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

两汉边防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汉是积极的扩张,东汉则消极退让,西汉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移民实边,东汉则是不断地内徙边民,东汉以后北方民族问题实肇因于此.究其原因固然多样,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刘秀确定的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刘秀以"柔道治天下"、"退功臣而进文吏",国家政治一改西汉的文武并重为尚文轻武,地方长吏在理论上虽然有戒备边防、教民以战的责任,但在实际上不懂军事、更轻视军事,法定的军事训练任务名存实亡、吏民军事素质低下,军功更丧失其激励效用,既无西汉向北"扩张"的意识,也无"扩张"能力,而只能内徙边民.     

从身份到契约:食品安全共治主体协同之进阶

当前,新《食品安全法》虽确立了"社会共治"原则,但主体间身份异化、话语疏离,呈现出保守与自限的姿态。同时,"共治"面临着多种食品安全风险、获取信息渠道有限、社会监督匮乏等困境。"共治"阈内,协同是权利(力)配置、利益平衡的一种集体行动和主体间增效性交往。在域外考察与逻辑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制度信赖、信息共享、伦理教育、法律治理等集体设计而形成的规范化"协同",实质是一种契约之治,即利益相关者从"理性人"身份到"市场人"契约,优化配置权利(力)资源,妥当限缩"共治"成本与主体间的任性空间,使"协同"整体进阶,进一步凸显食品安全共治的价值。     

逻辑真理观与实践唯物主义真理观之比较

逻辑真理观与实践唯物主义真理观虽然隶属不同的学科,但核心都是对"是真的"进行意义上的解释,区别在于他们对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二者的比较可行且有意义。比较两种真理观在真之载体、真之涵义、真之符合与真之标准四大方面的异同,我们发现:逻辑真理观侧重于命题或语句的语义分析,强调静态的符合,实践唯物主义真理观是针对理论体系,更侧重语用层面的实践性,强调动态的符合与实践标准。相比逻辑真理观,实践唯物主义主义真理观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且保留了逻辑真理论的真知灼见。     

政治对手文化同路——曾国藩洪秀全合论

曾国藩、洪秀全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拼死相争的对手,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又同为中西文化大交汇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洪秀全代表了"草根"阶层,集两千年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思想之大成;曾国藩代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儒家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之学,到他这里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终结式的人物,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的前驱先路人物.他们的文化品格都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