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的理论困惑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后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新思维、新视角,但也造成了教育教学的一系列理论困惑,具体表现为后现代在中国是出位还是切时;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还是反思、维护;后现代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是相似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对现代、后现代两种教育理念要兼收并蓄还是偏于一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人格的培养起冲击作用还是具有指导价值等。这些理论困惑的不解决,将严重影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现代性构建与现代三大文化思潮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虽为三个鼎立的价值系统,但均属“现代”思潮,三者在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转型、要不要接纳现代性的认知上是共同的,在体现现代性的“当下性”、“世界性”、“个体性”与“世俗性”等四个重要向度上不难体会其共性;但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展示为“保守的现代性诉求——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温和的现代性诉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激进的现代性诉求——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等三种不同类型;还可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坐标上分析三大思潮现代性诉求的区隔,文化保守主义是以“前现代”的美好凸现“现代”的弊端,激进主义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思路可视为现代性的创新、也可视为“后现代性”。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坐标选择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有不同的特征,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一时空背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观照,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两难：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的双重效应日益凸显,同时又处于前（ 现代） 后（ 现代） 的夹击之中;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超越现代化,而这种追求又处于同一时空之中。要超越两难,必须变革思维方式,实现从本本主义到问题意识,从解释到创造,从“话语”到实践的转换。立足现代,后顾前现代,前瞻后现代,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交汇处寻求坐标系,这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坐标选择。这一坐标系包括三个维度：时间之维、空间之维和主体之维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坐标选择

三、前瞻后现代：多元思维与有机主义在进入后现代问题时,学术界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颇为引人注目：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现代性无论作为知识话语,还是作为文明形态,都已寿终正寝,因此,当前中国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建构后现代;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谈何后现代？所以当国内一些人张口闭口后现代,以至“后”字泛滥成灾之时,另一些人则大不以为然并嗤之以鼻,“后什么现代,还主义”。这两种貌似对立的观点,其实都存有相同的误解,即误以为后现代是一种历史分期。其实,后现代不是指与前现代、现代相对应…     

现代儒学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儒学思潮是 2 0世纪 2 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从其本质来说 ,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的一种反思 ,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的“西化”价值取向的回应。现代儒学思潮以承续儒家的“统绪”为使命 ,意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的基础上 ,融会中西 ,弘扬儒学 ,以使儒学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虽然现代儒学思潮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存在误区 ,但是这种探索 ,仍然是有其合理性和一定价值的。     

从政治文明角度对法制现代化的探讨

法制现代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学界研究讨论的主流话语之一。本文从政治文明的组织层面、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进行了分析 ,对法制现代化与政治文明进行了积极思考 ,提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决定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制现代化离不开政治文明的组织保障和价值支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法制现代化才能稳定健康地发展。     

浅析传统中国法的现代转型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是人类通向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社会所必经的一个大过渡阶段。法律的现代化是其中的一环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 ,如何顺利地实现传统法律的现代转型是新时代的历史任务。法制的现代化 ,从总体上看 ,“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历史创造性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制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过程中 ,关键要处理好传统法与现代法的融合与传承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法的思想基础是儒学。虽然儒教思想体系具有非宗教的兼容精神 ,没有狭…     

西方后现代思潮:起源、理论与意义

后现代思潮是西方后现代阶段的产物 ,它在 90年代的中国也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其意义不可低估。但是 ,本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对这一思潮往往有两种极端的态度 ,或是将它视为“精神垃圾” ,或是对它不适当地照搬。本文力图将后现代思潮置于特定的文化和思想环境中 ,通过对它的起源、理论及其影响的分析 ,来评价其意义 ,既强调了它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状况的特定联系 ,又指出了它的普遍价值     

三代领导人的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当代中国法制呈现的现代化的趋势 ,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的。要使法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 ,树立法律的权威 ,真正实现邓小平说的不因领导人的意志转变而改变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后现代教育思维的特征与启示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是以反思现代性、多元化思维和否定性思维为特征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后现代教育思维具有重视个人选择和参与,崇尚创造性、差异性、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建构性等特征.我国教育的现代化不可能无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我们既要发展现代性又要反思现代性,因此,必须超越后现代思维,把其思想中合理性的方面融入到我们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公民的守法精神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中国社会的法制现代化仅仅依靠移植现代化的法律制度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除了建构法制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之外,还需要塑造公民的守法精神以实现主体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使其成为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价值基础和精神支撑。     

中国法治的历史背景与观念转换

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启动背景分析和中华法系在约100年前历史性转折的追述,阐明中国的法治诉求实为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要求和体现.法治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诸多观念存在抵触和冲突.法治的最大障碍是积淀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传统价值观念,政教法度不过是价值观念的外化.就现实而言,应重新梳理个人与集体的价值位阶顺序,认真对待"性恶论"作为理论预设的制度意义,自觉地实现观念转换,为法治的落实提供心理价值基础.     

论责任政府的法理基础

责任政府已成为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和基本原则。现代责任政府理念的产生,与西方国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提倡的人民主权观念、法治理念和民主政治观念等主张密不可分。人民主权理论是责任政府的主体理论基础,主权在民理论是责任政府的范畴属性基础,法治理念是责任政府的法治基础。     

两型社会试验区法治建设的法哲学思考

两型社会试验区是用后现代的理念实现现代化的追求,在世界历史上都缺乏现实的蓝本。基于法律与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法治建设对两型社会试验区成败至关重要。从法哲学的角度思考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法治发展,是具体的法治化实践展开的前提。这种思考主要从4个方面展开,并作出建议方案:法治模式宜借鉴外域自主创新,法治观念宜取功利主义,法治精神宜确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评价宜确立宪政标准。     

反思中国化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命题的再商榷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下确立法律信仰的理念,必须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暗合中确立法律信仰的中国式语境,这需要明晰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力量之源和实现路径。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中,确立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建立良法之治,在法律移植中实现法律的价值重建;法律信仰的力量之源并不是建立政府的权力型权威,而是建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主治＂理念;在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实现路径并不是从宗教信仰中嫁接信仰的精神动力,而是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打造人民信任的法律和政府。     

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模式之演变

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实践上客观存在、理论上需认真对待的时代课题，而分析模式问题则是系统研究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课题的逻辑起点。国外学界以法的理想类型及其所蕴含的法政关系理想类型为基础，明确提出了嵌入、自治、回应等宏观分析框架，以及法律、态度、策略和历史制度主义等微观分析模型。随着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进展，这些分析模式之间在经历了争执、批判和反思之后逐步呈现出一种调和和平衡的演变态势，司法系统与意识形态体系关系的均衡论、司法决策中法律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关系的调和论日趋居于主导地位。每一种分析模式都是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法律现象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实践关系的理论表达，而诸种分析模式之间的演变趋势则植根于整体的社会变迁历程和法治发展进程。受政治化与专业化两种现实力量的直接影响，当代法律系统的局部自治与有限受制状态决定了自治与沟通兼备的交叉型分析日益成为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更为妥当的模式。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6年完成的伟著《政治学》中完整的阐释了实现法治的具体路径,他强调依法治国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提倡法律的神圣权威以及法治优于人治的社会观念对西方法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亚氏法治思想体系的解读,认为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培育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而良法的确立也必须是在本土资源自然演进的基础上实现的.     

论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 ,法律家和法学思考者们都应正视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只表现在法律与政治关系的模式和因变法而引起的制度文明模式的变迁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种联系与中国历史内在性的源流关系。它提示我们 ,在面向未来为理想社会创设法制时 ,不能放弃对自己历史文化资源的解释权 ,而应以积极的姿态来挖掘、引导、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 ,构成不悖于世界共性的现代中国的特色部分。有鉴于此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构中的转化 ,必须谨慎操作 ,做到有所限定、有所转换、有所扬弃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