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效能衰减的制度性原因与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主要表现为行政过程效能衰减、行政协调效能衰减、行政成本隐性膨胀。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我国职责同构的行政体制主要以政策复制和配额管理作为行政控制和执行策略,其在有效保证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的同时,也对行政机制形成了负反馈,这是基层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应调整纵向各层级政府的职责结构,建立行政组织间的协调裁决机制,以增强基层政府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回应性为导向,将基层"一票否决"刚性要求纳入行政裁决的法治化框架,激励基层干部敢做事、做实事。     

乡村治理逻辑与村干部的变通执行 ——以X村清洁取暖为例

村干部的行为选择及其背后逻辑是理解政策在农村为什么变通执行的关键。作为实际执行主体的村干部在执行过程中既处于自上而下的科层体制之下,又位于自下而上的乡土社会之上。这种特殊的行动情境使得村干部必须在执行任务的准政府逻辑与顾及情面的共同体逻辑间进行权衡并寻求一条生存之道,最终导致国家政策文本在乡村社会的变通执行。变通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实际指向,但也有助于正式的政策执行结构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结构的融合,从而对乡村治理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属地管理背景下我国基层政府执行疲态及其消解——对基层权责失配的审思

基于权责适配逻辑,当前属地管理的认知偏误引致行政层级延长下的资源过度虚耗、基层政府权责失配与执行惰性以及刚性绩效考核制催生基层执行的副作用,生成显性的基层执行疲态和基层属地政府权责失配困惑。提升属地管理效能,增加基层治理实绩,有必要嵌入行政扁平化的良性制度安排,赋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重置弹性灵活的基层绩效考核体系,以裨助基层靶向施策、辨证治理。     

准服务型:精准扶贫背景下乡镇政权的角色融合与职能转变——基于L镇的精准扶贫实践分析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乡镇政权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扶贫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农村社会的管理者。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贫困"双轨治理"模式下,乡镇政权的角色从执行者、管理者融合为服务者,乡镇政权的职能转变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维护村民权利、回应村民需求、引导村民参与和直接对每一位村民负责。     

基层政府主动加码与上下级政府博弈探析

中国行政体系存在着自上而下压力传导和自下而上政策变通两条逻辑,其具体过程展现为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策略博弈。基层政府主动加码嵌于上下级政府博弈中,上级层层加码促使基层政府选择变通策略,主动加码就是变通策略之一,其既能够减少基层治理成本又能够实现责任上移;对于上级政府来说,基层主动加码有利于自身政绩优势,因此其倾向于认可这种形式,形成上下级政府共谋。基层政府主动加码是一种官场"潜规则",鉴于其损害人民利益的强可能性,需要对其有效引导与规治。上级政府应精准识别主动加码,避免主动加码引发的懒政怠政;基层政府要科学运用灵活原则,坚持人民利益与治理创新导向;完善上下级良性互动基础上的正式制度,强化基层治理正式化、规范化,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行政事业单位决算报表信息失真的成因及对策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报表是反映单位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的书面丈件,是上级单位和部门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单位预算执行工作的重要资料,也是编制下一年度财务收支计划的基础。在实际工作中,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决算报表信息失真,因此,分析基层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寻找正确有效的治理对策,已成为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现实课题。     

从行政吸纳到双向嵌入：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的网格化治理——基于苏州渭塘的经验探讨

当前盛行的网格化治理主要是通过再造基层管理组织和整合基层服务功能,在社会治理秩序层面带来一定的成效,但它背后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的逻辑。就社会治理层面国家—社会关系良性发展的方向来看,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应从行政吸纳社会向国家—社会的双向嵌入演进,即在网格化治理建设过程中,要同时兼顾国家将自身的目的和意志借助网格化治理嵌入基层社会和社会主体依托网格化治理嵌入国家两个维度。     

高校代偿资助政策的实施与问题探究

近年来国家的基层就业代偿资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重扶贫、疏砺志"的现象。基层就业的毕业生生活上表现出孤独和寂寞。工作中出现种种困难,他们需要共建一个交流服务的平台。通过学校对代偿毕业生三年的管理来构建学校、基层单位及学生联合育人平台。为代偿毕业生排忧解难。实现校生、学校和基层单位三方联合育人。弥补基层就业国家代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育人的缺失。     

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行为分析与精准治理

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问题主要出现在资金管理使用、政策制定执行和干部思想作风三个方面,体现为腐败主体的集中性、腐败环节的关联性、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社会危害的直接性等主要特征。解决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问题,必须从监督问责、成长渠道、容错纠错、激励表扬、心理关怀等方面精准治理,精准施策。     

负向强激励背景下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阐释——以H省部分基层政府返乡防疫政策实施为例

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是制度结构—风险收益—行为策略。在层层分包体系、向上级负责制、属地管理原则、负向强激励等制度结构的现实情境下,基层政府在政治风险和政治收益的博弈互动中会选择最优执行策略。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行为是在负向强激励强力介入、正向激励介入不明显的情况下出现的,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政治责任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基层政府工作压力和强度,是基层政府自利性行为选择。对此,可按照激励—反馈—监督路径健全和完善制度结构,通过正负向激励机制介入的平衡、对自下而上政策受众反馈的重视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与结果监督的并重,有效治理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现象。     

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表征与系统性矫治

政策执行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关涉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其碎片化的组织结构具体表现为央地碎片化、同地碎片化、部际碎片化,根本原因在于错综复杂的府际关系、本末倒置的权责关系、南辕北辙的执行关系、复合叠加的职责关系。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破解之道在于科学运用系统性理论,构建以信任与效能为核心的政策执行思维体系,健全以利益补偿与科学考核为中心的政策执行机制,建构以“三级融合式”为重心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公共政策建构的过程与逻辑:以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为例

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对象,分析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过程。政策问题构建是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政策议程设置是连接政策问题构建和制定过程的关键环节。议程设置必须依据一定的促发机制,框定政府偏好,减少隐蔽议程,确保公众利益问题及时进入政府政策议程。政策执行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过程,唯此,才能实现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才能提升公共决策的社会满意度。     

从合法性认同到正当性保障:基层政府民生为本理念的变迁之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生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从执行实践看,它是民生改善依据的政策属性与改善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即以价值理性凸显的政绩之向、民生行政行为的规制之向、社会调节机制的公正之向为表征的民生为本执政理念在基层不断得以深化的过程。厘清其中的内在机理,不仅可以从理论上理解民生为本执政理念在基层执政实践中的演化逻辑,而且可以从实践上观照基层民生改善的行政行为。     

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耦合机理与建构路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重塑基层社区治理逻辑思维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思路在领域建设、价值遵循、发展目的方面具有高度耦合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前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目的要求和执行结果相悖，具体体现为精细化治理要求与基层减负放权的实践逻辑相悖、民主协商制度与治理共同体聚合力不足相悖、智能高效治理要求与数字鸿沟难以跨越相悖。基于此，应通过党建引领以提升社区治理管控效能、主体联动以强化社区治理服务效能、科技赋能以激发社区治理创新效能、文化渗透以释放社区治理的绿色效能等，将“四维蓄力—四重效能”作为重塑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将构建有序高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作为开创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布局的强力支撑。     

新时代我国基层党政干部行政动力的实际测度及激励机制研究--职业理想的中介作用和晋升前景的调节效应

官员激励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和国家长治久安。行为公共管理学界对干部工作活力问题提出敬业和倦怠两种竞争性观点,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框架将两类现象同时予以解释。本研究采用中性视角﹐以行政动力这一构思衔接上述两大领域,构建了包括工作、组织、社会、个体、前景等因素的第五代激励模型。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逻辑,引入组织制度主义理论,对模型进行情境化建构。以东中西部地区的干部为调查对象,采用横截面数据研究行政动力的测度、前因,机制和边界。结果表明,我国基层党政干部的行政动力位于中等偏上水平,不同地区、级别、工作时长存在显著差异。其中:(1)政绩考核构成组织层面自上而下的制度规制环境、工作任务(岗位工作、中心工作、非岗工作)构成水平层面的制度规范环境,对动力的边际激励效应呈非对称倒U型关系;(2)民众诉求构成社会层面自下而上的制度认知环境,对动力具有正向激励作用;(3)职业理想作为个体层面内隐激励工具,推动政绩考核的激励拐点右移、工作任务的激励拐点左移;(4)晋升前景是激发动力的边界条件。据此,本研究编制一套具有较高信效度的测度工具,拓展了行政动力的二重属性和双元形态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激励模型,对促进干部干事创业提供政策参考和理论指引。     

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基层党组织治理中的领导力逻辑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水平决定了基层治理水平,进一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能否成功推进,这也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基础。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精英自上而下的政治吸纳,强化对基层经济、社会团体的组织嵌入尤为必要和迫切,对于促进基层治理中领导力的内生性供给、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后扶贫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遵循与行动路向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进入平稳转型阶段。后扶贫阶段的相对贫困已经转变为多维度贫困、发展型贫困,并具有长期性、脆弱性、动态性等新特征,为此,应全面厘清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以及现实逻辑,着重从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发展韧性、强化扶贫产业功能以及注重发展的平衡性等方面综合施策,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背景下乡镇党委书记的压力及其消解对策

<正>乡镇政府作为中国五级行政体制的末梢,既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及其多元化诉求,又全面执行来自不同条块的政策决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乡镇党委书记作为基层政权的"班长",在基层社会治理全面转型的背景下肩负着太多的使命和任务。本文基于对A省H市多位乡镇党委书记的访谈,尝试勾勒这一群体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面临的诸多压力及其消解对策。一、乡镇党委书记面临的新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     

基层党建的社会化逻辑——来自深圳市南山区Z街道的探索与启示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脉络下,如何进一步探索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整合,成为当前基层建设进程中的根本性议题。深圳市南山区Z街道将基层党建整合到整体性的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形成以社区党建为核心,推进社区服务、社区自治、社区管理"一核多元"的治理机制创新,探索出一种适合特大城市基层党建的社会化逻辑和模式。"让社区回归社会"这一基层党建的社会化逻辑,成为实现基层治理社会化目标的根本之道,可以为当前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尤其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