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提高协商能力的有效性为例

<正>协商民主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协商程序的指导下,借助公共理性、合理的话语论证等实现对共识的追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协商民主制度有助于促进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一、协商民主是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一)协商民主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通过公民参与,经由讨     

协商民主视角下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思路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的新认识。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为构建这种治理格局提供了新的视角。协商民主与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在价值、过程和方法等方面高度契合,运用协商民主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十分可行。可以从树立协商新理念、扩大公民参与、完善协商制度等方面探讨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     

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

治理模式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政治发展的重点。在代议制民主疲态渐现和弊端日增的背景下,作为代表性的两大创新形式,参与式治理和协商治理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参与式治理主要强调社会管理者的开放包容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核心和关键;与之对应,协商治理更强调公民理性参与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其基础是平等高效地对话和协商。为了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必须实现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而解决现实治理困境的关键是既能突破原有制度设计瓶颈,又能协调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和利益,而网络则是新形势下的有效载体。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晋江市英林镇为例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核心,是基层协商治理的推动引导者、赋能保障者。但在一些基层治理实践中,还存在着党建有机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密度不够饱和、村级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有待增强、村民自治力量有待提升等困境。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英林实践"具体表现为: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建搭台,构建"3+X"共治生态圈;吸纳社会力量,促进多元共治谋发展;协调各方参与,提升共建共治社区治理水平。"英林实践"启示基层党组织:要突出核心引领,把准基层协商治理发展总方向;要整合多元力量,使基层协商治理助塑乡村振兴共同体;要全程融入协商民主,使基层协商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实现势能转化,使基层协商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同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制度的理性建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制度的理性建构的核心要义在于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同。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同要从国家理性、交往理性、制度实践、社会资本和制度伦理五个方面共同发力,国家理性是协同的精神统领,交往理性是协同的话语基础,制度实践是协同的现实依托,社会资本是协同的中介资源,制度伦理是协同的伦理诉求。制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同有助力国家治理能力体系的建设、完善和发展。     

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     

乡村振兴中的“政经分开”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实施的制度基础,而要促使目前封闭、排外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就必须以"政经分开"改革为先导,并由此推动中国的农村民主实践由村民自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以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为引领,通过"政经分开"改革以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以社区治理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推动以生活共同体为范畴的、超越单一行政村为治理单元的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     

城乡社区治理中协商民主的现实样态与机制建构

协商民主与社区治理在多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协商民主培育了城乡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承接了城乡社区治理的价值诉求,孕育着城乡社区的合作治理新方向,回应了城乡社区治理的现实挑战。同时,社区治理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相对于威权式社区治理机制,协商民主机制在理念价值、运行绩效、操作技术和秩序建构上均具有其独特的比较优势。据此,必须建构城乡社区治理协商民主机制,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提升社区行动者的协商能力,推动多种治理机制融合发展,提高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     

信息时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构造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形成主体多元化、过程协商化、效力实质化等新特点。然而,现行法制中规范体系的“二元化”立场、程序设计的事后监督倾向、问责机制的唯行政主体论等制度现状难以与公众参与需求相匹配。为此,应以正当程序原则下的实质法治为规范体系内核、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共同认识为程序设计目标、以行政效能为导向的责任配置为问责机制原则,设计全新的公众参与法治构造,以达成公众参与有效性、理性与效率的统一。     

多元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协商转向

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需要相应的文化理论支撑,协商民主的提出和兴起体现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谋求协商共识的政治理念。多元文化在政治生态中的发展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制度回应的空间和可能,但同时也造成了协商民主的文化困境。为此,协商民主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从哲学基础构建、公共理性选择和共识提炼等方面整合多元文化,为制度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审思与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现实要求,是新时代夯实基层基础、创新管理服务机制的关键路径,是加快推动精准社会治理、高效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是全面提高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要树立数字意识和思维,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多业务协同综合应用建设,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软件基础;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体化数据平台,构筑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硬件保障;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推进数据共享赋能行动,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树立数据安全底线思维,完善多元协商机制和治理路径,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体系。     

制度陷阱与组织治理中的制度之困

当不同的制度条款不断涌现时,彼此各异甚至可能前后矛盾的制度内容反而会使组织陷入治理陷阱。领导者应科学定位制度工具在组织治理中的位置,客观认识制度之下行为引导的有限性,理性协调制度变更过程中的行为矛盾,充分尊重制度制定过程中必要的民主性,顺应社会需求提升制度工具效力。     

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中的“观望”行为与治理策略——以租赁房制度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是某项创新制度在大范围内进行传播与推广的过程,其有助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与治理能力提升。但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观望"行为,即地方政府官员主观性地延迟制度扩展,当创新制度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且中央重视度不足时,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属性就会侵蚀创新制度的社会属性,这是"观望"行为产生的一般逻辑。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中的"观望"行为有违人民利益与社会福祉,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治理。一把手要实现政绩观纠偏与主动学习,同时还要完善创新制度扩散的激励机制、增强创新制度扩散的竞争效应、强化创新制度扩散的监督与巡视,使创新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扩散,推动国家治理目标实现。     

遮蔽与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实践逻辑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与根本指归。作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基层社会治理更需要实质公共性的回归与重构。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公共空间碎片化、风险化趋势明显;治理主体互动不足,畅通融合的公共治理空间尚未形成;治理方式有待更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仍存在二元悖论。重构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需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性价值,培养基层公职人员的公共性职业素养。     

协商民主开启新时代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和明确了新时代推进协商民主的战略任务及其实现路径。战略任务是继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实现上述战略任务的路径,首先,要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政党协商,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直接协商,需要继续加强,支持民主党派加强协商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学习、吸收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2015年先后颁布指导协商民主实践的"四个意见"。意味着在政治和政策领域内,开始尝试构建中国式话语与实践特色的协商民主体系。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主要针对两大民主背景,即中国已经进入公民权利时代和现代民主决策的双重趋势,解决执政的合法性与公众参与的非制度化两大基本问题,主要通过学习和吸收中国传统中的协商资源、西方的协商过程理性和中国协商实践中的组织资源,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性、民主实践和民主方法等三个维度,不断丰富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单维管制抑或协商共治:邻避冲突治理的路径选择

邻避风险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难题。邻避冲突的根源在于邻避设施所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反映出传统的单向度管制型行政模式的失灵。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面对多元的利益诉求,政府垄断决策、压制抗争的治理方式已呈现应对无力的困局,亟须转变治理模式,革新治理手段,以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和参与,达成共识,实现利益平衡,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一个理想图景。赋予协商过程以规范性,使平等协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程序,优化行政决策模式,完善利益平衡机制,由单维管制治理模式迈向多元协商共治模式,是缓解邻避矛盾、缓释邻避冲突的可行性路径。     

单位管制抑或协商共治:邻避冲突治理的路径选择

邻避风险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难题。邻避冲突的根源在于邻避设施所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反映出传统的单向度管制型行政模式的失灵。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面对多元的利益诉求,政府垄断决策、压制抗争的治理方式已呈现应对无力的困局,亟须转变治理模式,革新治理手段,以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和参与,达成共识,实现利益平衡,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一个理想图景。赋予协商过程以规范性,使平等协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程序,优化行政决策模式,完善利益平衡机制,由单维管制治理模式迈向多元协商共治模式,是缓解邻避矛盾、缓释邻避冲突的可行性路径。     

以协商民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正协商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其在现实中具有可操作性和价值性。把协商民主引入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其功能性和服务性,这里的制度价值主要指的是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合理运作和发挥出正常的功效。协商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制度和价值,它之所以是一种应需品,与其正面效能是分不开的。当前的乡村治理中,村民的意     

社会治理中棘手问题的治理困境与网络化治理

棘手问题具有跨界性、非结构化和顽固性的特点,因此被称为社会治理的"烫手山芋"。现代化治理要求棘手问题能够有效得到解决,但现阶段依然存在着利益多元化与价值碎片化、理性与技术失效、被迫放弃与责任缺失等诸多问题。网络化治理与棘手问题具有很强的耦合性,能够有效破除棘手问题治理困境。应构建良性对话与协商机制,搭建网络化治理的基础性平台,促进公共价值的生成,并通过多元利益主体公共责任的履行将公共价值转变为社会现实,真正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中的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