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大关系——基于实地调研及微观数据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治国理念,是政府管理主导的传统治国方略的根本性的升级,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好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贯穿国家生态治理的一条主线。本报告认为,在构建和完善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与民众的关系、各级政府之间(包括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等。     

2015年5月(中)学术推介

<正>叶本乾在《社会共和与多元一体化: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基层治理形态与经验比较》一文中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与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既有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一体多元化,也有纷繁复杂多元基层治理中的多元一体     

现代国家构建的内涵、困境与出路

现代国家构建理论的现实关切是二战之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政治失序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发达国家当前就没有国家发展和治理危机。当前发达国家最深层次的危机是贫富差距拉大而导致的治理危机,治理危机又引起了合法性危机,而民粹主义的抬头折射出来的是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平等的流失。发展中国家政治失序的核心原因则是国家自主性不够、国家能力较弱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构建现代国家,一方面,要加强国家能力建设,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避免成为绝对主义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选择合适的现代国家构建之路。     

“央强地弱”: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研究

作为衡量民众政治参与状况的重要指标,农民政治信任度关乎国家治理绩效。政治信任具有层级性差异,即农民政治信任度与政府层级呈正相关关系。社会转型期,"央强地弱"信任级差归因于利益分化、央地资源掌握程度、压力型体制及政治社会化等因素,并影响地方政策执行、社会稳定、社会信任及国家治理能力。为此,从基层治理能力、普遍信任、央地财权事权划分、惠农政策与基层反腐、利益表达机制等路径解决农民政治信任层级差异问题迫在眉睫。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正>政商关系不仅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企业(公司)治理体系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具体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这一问题上,政府治理是根本,以法治规范政府行为,用效率减少政府干预,执公平兜底和检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的价值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处理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有生力量,在我国社区治理、生态治理和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讨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与实现形式,有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推进。     

有限政府的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正>在当前治理视域之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各司其职,既相互独立、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成功的治理需要三者共同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在多部门治理中,每个部门都活跃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但不减损政府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政府在三边结构中负责社会秩序的部分。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整合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促成改革共识的形成,这就要求在治理现代化中不断提升政府能力。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素质的三重要求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立,指明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公民作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主体,理应承担起治理现代化的重任。社会治理与协商民主制度的推进,要求给予公民更多在公共场合进行商议的空间,从而使公民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必须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培育出符合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成熟的公民素质,真正发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在社会治理活动中,从公民与国家、公民与社会及公民与公民的关系层面建构社会治理体系中公民素质的应然状态,有助于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通过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组织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合作,能够促使公民用符合民主法治程序的方式实现个人需求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在善治中形成公共性的累积,在社会和历史中实现公民主体性。     

腐败治理的公共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公共治理能力→官员腐败→代际指向→路径依赖→公平失衡→公共治理能力,是国家公共治理能力与多元共治模式之间隐含的内在逻辑关系。提高公共治理能力,治理腐败问题,可以从社会领域身份和家庭代际关系与环境的改善两方面解构现有的逻辑框架,以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整合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子女教育、法律权利与义务的部分内容,从理念上消除官员实施贪腐行为的动机;坚持学校教育优先理念的同时,也要坚持社会教育理念,从源头上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家庭配合以及个人努力的共治范式。     

政治秩序三维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

根据中国历史传统与具体国情,良好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大于自由、民主。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良好政治秩序夯筑于三个维度平衡基础上,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他认为,中国拥有强大政府,实现次序也正确,但在改革中需要重视法治和负责制的补位。从中国国家治理来看,促进中国政治发展,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国家治理相统一。     

政府能力建设与“好政府”的达成——评梅利里·S.格林德尔主编的《获得好政府》一书

<正> 政府(政治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是人类社会的两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推动、控制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两股强大的力量。各国的实践表明,一个民主、灵活、回应、高效和廉洁的政府(“好政府”),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代,政府能力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一个核心或主导的方面,各国政府改革的一个基本内容和目标,正是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因此,政府能力建设成为当代各国公共管理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治理技术创新中清单治理的实践困境与完善建议

公共管理领域中清单治理的形式逐渐兴起,清单成为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与工具。清单治理具有明显优势,有助于行政信息公开明确,促进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合作,优化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清单治理的功能发挥是以科学规范为前提的,行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是提升清单治理价值的重要保障。但现阶段清单治理出现了实践困境,表现为清单制定缺乏规范性、清单内容公开度不足、清单执行目的偏私性、清单调整与反馈不及时等。基于此,应构建清单治理的法律体系,加强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增强清单治理的公共整合,强化地方政府的清单执行力,使得清单治理成为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动力。     

让党组运转:对国家治理中党政分开的新探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加固和扩展其合法性,不断创新领导制度和执政体制,更加明智地处理复杂的政治权力关系。其中,党政关系是所有政治权力关系的核心,关系党的权威性发挥,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成效。以往对党政关系的分析多从宏观视角来探讨党政职能分开。实际上,党政关系可以具体化,党政分开可更具操作性。党组作为党在非党组织领导机关中的领导核心,是党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嵌入政权机关的纽带,其运转实质上是党政关系的一种具体展开,也是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大背景下探索党政分开的一种可供选择。     

论中国地缘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以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为视角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国际形势和国家生存状态。本文引入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的当代地缘政治概念,并基于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的国家三要素构建社会稳定机制,力求以一个相对现代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地缘政治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从公民社会理论角度看中国NGO对中国政府治理的促进作用

公民社会理论发端于古希腊时期,当时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融为一体,到了黑格尔才正式承认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界,只是地位上后者要高于前者;到了现代国家时期,出现了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三分法,从而衍生出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公民社会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当代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帮手,更是政府自身治理的监督主体。非政府组织自身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建设,才能在公民社会中扮演好合适的角色,也才能发挥好政府治理的合作者的作用,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和国家的治理环境。     

城市边缘地带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变化,这一地区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增加,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一刀切"社区治理模式面对挑战,社区治理陷入困境。上海市宝山区G镇构建自治与共治的社区治理体制,构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性合作",这是突破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区治理体制的一种尝试。     

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我国现代化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工作分析,可以将其划分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在赋予国家治理和实践帮助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发展水平的稳定提升。     

破解国家治理困局须完善政治技术

正政治技术是改善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也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选择合适的政治技术对治理主体意义重大。那么,什么样的政治技术才是合适的呢?习近平指出,要"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命运政治：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视角

基层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越发凸显其重要的功能与地位。生命政治作为西方治理技术的显学范式,其从"使你死"到"使你活"的权力控制暗合了国家统治转向国家治理的政治初衷。然而,透过生命政治的历时脉络与共时殊相,可以识见因其植根于西方话语的制度语境,无法冲破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局限。命运政治以其对中国传统命运观优秀特质的有效继承与对马克思主义命运观的发展,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肌体,实现对这一历史局限之突破。     

全面推进智慧治理开创善治新时代

正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顺应智慧社会的时代要求,充分依托并深度应用现代科技,全面推进智慧治理,开创善治新时代。一是重塑治理格局。在新时代政府和社会关系构建过程中,应以人民为中心,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享创新为特征,创建以政府为龙头的治理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