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版本三题

《新刊合并西厢记》的刊刻年代《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题为“赤水屠隆长卿父校正、乐天周居易子平父校梓”,通称为屠隆校本,或周居易校刻本。关于此书的刊刻年代,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肯定性的结论。傅惜华先生《元代杂剧全目》著录为“万历间”刻,未指明具体年月。蒋星煜先生《屠隆对〈西厢记〉所作校正的依据和得失》谓“原书无牌记,不知刊刻之确切年月。”蒋文根据屠隆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以及他在自序中所说“余少喜歌咏,旁搜远绍,积五十年”的话推断:     

《中国版刻图录》宋金元刻本勘误

《中国版刻图录》是一部反映了中国历代版刻艺术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书对版本鉴定工作、书籍印刷史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应当注意《中国版刻图录》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以《中国版刻图录》(1961年第二版)为依据,对其宋金元刻本部分进行勘误。     

何璧与《明何璧校本北西廂记》

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刻的《西厢记》是解放后新发现的明刻本之一,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即定名为《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上海古籍书店当时请赵景深先生写了一篇跋文,此文赵景深先生后来也收进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戏曲笔谈》一书(1962年)。赵文对何璧的生平以及所校刻的《西厢记》的特点作了介绍和分析,对何璧所采用的底本也作了探索。我根据新获得的史料,对赵先生的介绍、分析和探索有所订正和补充。兹分述于下:     

明代《西厢记》的评点系统

明代《西厢记》评点本达 2 0多种 ,它们有三个系统 :一是“李卓吾先生批评”系统 ,该系统又可分为三个小的系统。二是“徐文长先生批评”系统 ,除了《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西厢记》有新的批语外 ,其余五种“徐评”本内容相近。三是“糅合—考订”系统 ,以汤若士、沈伯英合评本和凌蒙初本最有代表性。     

《桃花扇传奇》版刻源流考

《桃花扇传奇》作为历史名剧,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学术界在此书的版本问题上,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处于以讹传讹的误区中。在《中国版刻图录》等权威书目和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的目录中所谓的“康熙刊本”或“康熙戊子刊本”,其实是清嘉庆间重刻本,而真正的原刻本则是介安堂刻本。在《桃花扇传奇》诸种版本中,最忠实于原著,版刻最精的善本就是介安堂刻本,而不是如有些专家所推崇的所谓“康熙刊本”(即嘉庆刻本)。     

从清代书目的著录看《通雅》

《通雅》一书的刊刻历经波折,最终由姚文燮完成。姚刻本在清代影响甚大。清代主要书目对《通雅》一书都进行了著录。从清代书目的著录来看在书名、卷数方面大体一致,在归类中则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代以来有些书目在著录时将姚文燮与浮山此藏轩并著,这种著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当予纠正。     

曹雪芹用小说形式写的《西厢记》批评史——《红楼梦》中不可或缺的道具

关于《西厢记》和《红楼梦》这两部巨著相互的关系,我曾写《关于宝玉、黛玉所读的十六出本〈西厢记〉》一文,刊发于《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期)和《〈红楼梦〉对于〈西厢记〉的借鉴》,刊发于《艺谭》(1982年第3期)。这两篇文章均巳收入《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一书。后面一篇的标题曾有所改动。现在此书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感到有些问题还没有涉及,例如《西厢记》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还曾被曹雪芹用以作为刻划人物的一个主要道具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面返光镜,或者是一块试金石。对于人物性格的刻划,曹雪芹所用的手     

吴梅与《西厢记》

在五四前后,对中国古典戏曲遗产作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很不容易,吴梅是第一位学术权威。他不仅充分肯定了《西厢记》文学语言的优美,框架结构的煞费匠心,同时从曲律(音乐)方面发现《西厢记》也是完美的。可谓有胆有识。他尖锐地批评了金圣叹对《西厢记》的窜改,也是令人信服的。吴梅的评论实际上论证了《西厢记》“天下夺魁”的地位与“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对20世纪的《西厢记》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西厢记论证》

张人和教授的《西厢记论证》已于1995年8月由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集评校注西厢记》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这本学术专著对《西厢记》诞生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高度的概括总结,同时也是作者几十年来刻苦钻研《西厢记》所取得的成果的结晶。此书既有可读性,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西厢记》研究中有新的开拓,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全书共十个部分,主要围绕着作者、体制、版本、影响、续书、评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缜密的考证和辨析。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历来分歧很大,大致有四种说法:王实甫作、关汉卿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1960年前后,国内学术界曾就作者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当时王季思教授曾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文章,认为《西厢记》五本都应是王实甫的手笔。张人和教授在《西厢记论证》中详细考察了四种说法的原委,以确凿的材料再次肯定《西厢记》应归之于王实甫所作。 张人和教授对《西厢记》的体制和版本问题曾写     

论张敦仁刻《仪礼注疏》格式之由来

清嘉庆张敦仁刻《仪礼注疏》被公认为《仪礼》经注疏合刊本系统中的最善之本。该书实为顾千里取宋刻《仪礼经注》及宋刻《仪礼疏》重编而成,与此前同类刻本相比,其材料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本《仪礼注疏》的格式大体同于明陈凤梧刻本,但其行款係据元刻十行本设定,其书名则在复古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分析张本格式的由来,有助于推考其成书经过及其与阮刻注疏的深层联系,同时也反映了顾千里强调疏文在合刊本中之地位的礼学史观。     

《西厢记》英译钩沉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众多元杂剧中最优秀也是影响最广的作品,其前身是元稹的《莺莺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迄今为止这三部作品均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界对于《西厢记》的英译本研究多有疏漏,因此对《西厢记》24个英译本进行研究,补正前人的遗漏,可以丰富我国《西厢记》翻译研究的史料。同时,在《西厢记》长达一百多年的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征:早期以《莺莺传》翻译为主,中期主要是《西厢记》节译、选译和编译,后期以西方译者为主导中方译者为辅的《西厢记》全译本为特色。《西厢记》成功的翻译经验可为我国传统戏曲外译提供借鉴。     

《西厢记》和《维洛那二绅士》的比较初探

本文从题材、主题、戏剧成份、戏剧结构四个方面对《西厢记》和《维洛那二绅士》作了一些比较分析,并就中西喜剧的异同以及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论述。文章认为,在处理题材上,王实甫和莎士比亚都能做到既继承各自的民族传统,又能创新;在表现婚恋主题上,则因他们在历史时代,思想立场和社会生活环境方面不同,故又各有侧重;在戏剧构成上,二人都长于悲喜交错的艺术手法。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明刊本《西厢记》体制的演变轨迹

《西厢记》的原貌《西厢记》的原本已经佚失，后来的各种刊本在体例上又不尽相同，给人们对《西厢记》原貌的了解增加了许多困难。《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六十多年前，郑振铎先生就提出这一问题①。他认为《西厢记》的本来面目应该是：“第一，原本《西厢记》当有...     

《红楼梦》与《西厢记》爱情描写之比较

《红楼梦》与《西厢记》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珍品,它们又同是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共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许多我们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本文试图就两部巨著的爱情描写做一个比较,从而论证我们民族文学的继承关系。首先,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红》与《西》在爱情描写上的许多相似之处。如在男女主人公爱情关系的确立上,崔张与宝黛的爱情都是一见钟情式的。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都做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西厢记》中的张生和《红楼梦》中的宝玉性格中都有痴和疯的特点,许多描写极其神似;而女主人公莺莺和林黛玉又都经历了假与真的内心冲突,在对待爱情方面也表现了相同的感情表达方式等;接着,本文进一步分析,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红楼梦》中围绕宝黛之间爱情关系的描写和《西厢记》中围绕崔张的描写也还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红》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描写框架与《西》是极为相似的,这是它们共同的地方。但是,《红》又不是完全照搬《西》的模式,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且比《西》在思想上艺术上又高出许多。说明,《红》的作者在写作时的确是借鉴了《西》,但又比《西》有所创作和发展,见出我们的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关系。     

略谈山东刻书及其在文化史上的作用

从我国版刻史来考察,刻书不外分官刻、家刻、坊制三种。官刻、家刻,始于五代,坊刻的时间更早。现在流传下来的刻印最早的唐咸通九年(868)卷子本《金刚经》和在四川成都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前者是佛寺僧人所刻,后者可能是家刻或坊刻。五代刻本流传下来的只     

明赣州府刻《埤雅》版本述略

《埤雅》是北宋著名学者陆佃的一部仿《尔雅》著作,明清以来的《埤雅》版本较多。追本溯源,这些版本基本上都源于明建文时期江西赣州府所刻《埤雅》。通过对古籍的搜集、整理,可以了解明代赣州府三次刊刻《埤雅》的大致情况以及与赣州府刻本渊源较深的其他地区刻本的情况。     

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的。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如同今人所说“红楼夺目红”。《红楼梦》的大普及引出“红学”的应运而生。据当代红学史家的研究,“红学”肇始于脂评,发展于嘉道。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红学”一词当出现在同光年间。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西厢记》主题新探

明朝以后认为王实甫《西厢记》主题是反抗封建礼教,但这并不能说它在元初也是这个主题。从《西厢记》的源流、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文本重新解读看,它并不是反抗封建礼教的爱情剧,而是借爱情题材抨击现实的道德讽谏剧。     

试论南北《西厢记》的宫调曲牌

比较南北《西厢记》的宫调曲牌组合形式可知,北《西厢记》采用的是依宫调联套的组合方式,而南《西厢记》往往依据特定情节和人物来选择曲牌组合方式。与北《西厢记》相比,南《西厢记》的这种组合方式更适应戏曲的发展,对戏曲的传播亦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