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的招魂风俗与屈原的招魂作品

<正> 在我国,不少兄弟民族都保留了招魂的遗俗,而这些遗俗又与屈原的招魂作品多少有某些联系。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下有关史料、文物及苗语巫词的内容和形式,就可以看到,招魂是苗族独特的风俗习惯,屈原的招魂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苗族这种风俗的情况。为了讲清这个问题,我想继《屈原族别初探》和《再探屈原的族别》两文发表之后,再向专家和同志们汇报一下自己一些不很成熟的见解,以此求得大家的指教。     

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特性之我见——兼与胡益祥、汪根年等同志商榷

为了搞清楚哲学社会科学学报(以下特称学报)的特性和性质,以期端正学报编辑工作的业务指导思想,近几年来,学报界相继有若干研究文章问世。其中,《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一期发表的胡益祥同志的《浅谈高校学报的特性》(简称胡文),《淅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一期发表的汪根年、赵贯东同志合写的《试论高校文科学报的性质》(简称汪,赵文)两篇文章,则可以说是专题性的代表作。余躬行拜读这诸篇文章,获益匪浅,但亦感到有几点看法难以颔同。因此,愿书陈拙见,以期求得与胡益祥等同志商讨。     

隆武入粤说质疑——与朱纪敦同志商榷

《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发表了朱纪敦同志《隆武遇害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文章认为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在隆武二年清军攻闽时并未遇害,在汀州被俘后押至福州杀害的是假隆武,真隆武潜逃至粤东平远,以五指山为据点,继续抗清。该杂志总第九辑又发表朱纪敦同志《再辨隆武入粤》(以下简称《再辨》)一文,进一步论证隆武入粤抗清。细读二文,觉得所论甚难令人信服。     

也谈汉代亩产量——与高志辛同志商榷

汉代亩产量问题,前人与近人多有考证,但说法不一。《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发表的高志辛同志《汉代亩产量与钟容量考辨》(以下简称《高文》)一文,应该说是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的继续和深入。拜读之后,颇受教益。高志辛同志不拘泥于前人观点、勇于探索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但对文中所考辨的汉代亩产量问题,却感证据不足,故提出商榷。     

关于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及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问题

<正> 读了蔡德麟同志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上的《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以及发表在《江淮论坛》1983年第2期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个问题》(以下简称《一个问题》),使我受到了很多启发和教益。但又觉得二文中有个别论点与史实不符,特提出来向原文作者及广大读者求教。     

皮筏是羌人的发明吗?——与聪喆先生商榷

聪喆先生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二期发表《古代羌人的一项重要发明——也论“皮筏”的历史及其它》一文(以下简称“聪文”),批评邵永强、魏通二同志关于皮筏自元代始有的误说,认为皮筏是东汉时期生活于青藏高原的羌人的发明,且由此铺陈这一发明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注释疑义再讨论——与赵克勤、许嘉璐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发表了赵克勤、许嘉璐二位同志的《谈<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文选的注释原则——兼答薛正兴同志》一文(以下简称为“赵许文”),这主要是针对笔者《<古代汉语>注释疑义讨论》(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所提出的若干问题,以及笔者文中未曾提及而是“有一些读者或专家提出过”的问题,开展讨论,以期说明《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文选的注释原则。读了赵许     

也谈如何理解货币流通量规律——与夏慧玲同志商榷

夏慧玲同志在题为《相对剩余价值和货币流通量规律之我见》(以下简称《夏文》,《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一文中,对姚正学同志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的题为《对货币流通量规律补充公式的质疑》(以下简称《姚文》)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看后,在某些问题上颇受启发,但同时感到《夏文》的基本观点似难成立。     

评《切语初探》

《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发表了张天堡同志的论文《切语初探》(以下简称《切》文)。《切》文以较丰富的材料,说明了切语产生的历史及其性质、特点,阐述了切语与反切的关系,立论正确,分析细致,是一篇较好的文章。《切》文指出:“切语是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隐语”,“是为了交流某些思想而应用的工具”,其目的“在于求义”,“许多行业、社团、秘密会党都能使用,许多村、镇,市民     

《老子》发展观的主要倾向是朴素辩证法——与罗炽同志商榷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发表了罗炽同志的《<老子>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以下简称《本质》)、一文,文章认为“《老子》哲学是道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     

“女书”系文字先秦流传地域辩正

“女书”系文字先秦流传地域辩正晋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３年第６期发表了容嗣佑同志的《名涉多科实属臆说》（以下简称“容文”）一文，该文对同刊１９９３年第３期发表的李裕同志和谢志民同志的两篇文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于容嗣佑的文章所持的论点...     

高适年谱诸疑考辨

笔者一九六二年作有《高适年谱》(以下简称拙谱),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一九六三年第六期。后来继续研读高诗及有关材料,发现原来的某些意见已不妥或有误。特别是陆续读到关于高适年谱的新作,如彭兰同志的《高适系年考证》(载《文史》第三辑,以下简称彭谱),傅璇琮同志的《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见《唐代诗人丛考》,以下简称傅文),陈铁民同志的《高适何时入河西幕》(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三辑,以下简称陈文),周勋初同志的《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九月出版,以下简称周谱)等,各有一些新见,颇受启发和教益。然综观诸谱,仍觉高适行踪中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商讨,现提出浅见,就教于诸家及读者,并顺带正拙谱旧误。     

宪法是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搞起来的——与赖元晋同志商榷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发表了赖元晋同志的文章《关于宪法起源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文章对宪法是从资产阶级开始搞起来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宪法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文章材料丰富、观点新颖,发人深思.但总的说来,我们不能同意《探讨》一文的看法.不揣浅陋,写出我们的意见,就教于作者和法学界的同志们.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选收《扬州师院学报》文章统计

《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自1980年起在国内公开发行以来,国内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文摘报》、《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对它发表的文章,择发和选收了大量的文摘和篇目。兹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以下简称“资料社”)选辑出版的《复印报刊资     

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内部收益率再投资假设辨析——与王昭宁、李飞龙同志商榷

读了《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刊载的王昭宁、李飞龙二同志的《关于内部收益率的几点讨论》(以下简称《几点讨论》)一文后,很有启发。内部收益率是衡量投资活动经济效益的一项重要指标。深入探讨其经济含义以求其充分的理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几点讨论》做了很好的工作。只     

关于《<演绎推理的新形式>质疑》中的几个问题——答倪正茂同志

拙作《演绎推理的新形式》一文(参见《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发表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倪正茂同志的《<演绎推理的新形式>质疑》(以下简称“倪文”),就是一篇反对者的文字。倪文有合理因素,但更多的内容,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倪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已超出了拙作的内容,涉及到基本理论,在此也不妨一并加以讨论。这里须首先申明,拙作关于     

对《萨都刺集版本考》的几点补正

张旭光、葛兆光两位同志合写的《萨都刺集版本考》(以下简称《版本考》,载《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一文,对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刺诗集的版本源流作了详细的考证;对萨龙光编注的《雁门集》做了深入的评价,并钩稽出其中遗漏未收的诗文一百余篇,而且在一番梳理后,将萨都剌集     

关于“∑_(υ~'''')/∑_υ-∑_(m~'''')/∑_m”式的推导及其他——答吴涌汶同志

读了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一期载吴涌汶同志的《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究竟是否存在的探索》一文,颇受启发。文中对拙稿《试论扩大再生产下两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三种趋势》(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试论》)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对此,我们思考再三,觉得吴涌汶同志的意见难以成立。现简复如下。     

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与孙世安同志商榷

《四平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刊载孙世安同志关于《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初探》(下称《初探》)一文。《初探》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个结论不无值得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