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区际法律冲突解决对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借鉴意义

虽然欧盟和我国在区际法律冲突上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但是二者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盟在解决区际私法冲突上的经验和做法是目前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我国在解决自己的区际法律冲突时,也应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     

论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五条

对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我国一贯持肯定的态度。我国的相关立法已较为完善,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与世界各国对此制度的规定存在着一定异同。我国新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五条对该制度进一步完善。本文讨论了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与各国立法实践之异同,并对该条规定做出了评论,提出了我国对该制度的完善建议。     

论公共秩序保留的功能与限制

公共秩序保留具有消除隐含在冲突规范中的某种危险性的功能,并作为国际私法的安全阀而存在。但由于公共秩序保留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常常会滥用这一制度。各国主要从立法措辞、立法标准、排除外国法后应适用的法律等方面加以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我国也应该结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合理、正确地进行立法。     

论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内涵

冲突法学者将法律冲突界定为民商事法律冲突 ,继而又把民商事法律冲突归结为民商事法律适用冲突。事实上 ,民商事法律冲突不等于民商事法律适用冲突。民商事法律冲突是不同法域的民商事法律之间相互抵触、相互冲撞的社会现象 ,是民商实体法冲突、冲突法冲突、程序法冲突的三位一体。     

论我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及其解决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同法律制度的存在造就了中国多法域的现状。各法域民商事交往的发展及利益冲突的产生引出了各法域法律的冲突问题。基于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这种冲突的解决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目前只能依各法域的冲突法解决,但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冲突法的法律选择规则的确定上,应与国际冲突法的法律选择规则有所差别。此外,在对各法域的冲突法和实体法做充分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冲突法“示范法”和实体法“示范法”供各法域采用,是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消除各法域法律冲突的有效途径。     

一国两制下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随着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大陆同台湾之间关系的逐步正常化,两岸四地之间的民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出现了"一国两制四法域"的局面,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日渐显得重要,本文拟从区际法律冲突的基本理论着手,吸取中国历史上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的形势特点,对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提出若干看法.     

回归后的香港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是国际私法中的“安全阀”。香港回归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依然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和价值，但鉴于国际私法发展的大趋势，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民商事交往中应该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限制适用，这是我国区际问经济横向联系的需要。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

我国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出现了多元制法律现象。多元法制现象会对我国的法制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多元法制产生了多元法域 ,多元法域又造成了区际法律冲突 ,这样就衍生出许多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 ,将有利于我国的多元法制结构的构建     

论区际法律适用中的一般问题

法律冲突问题是我国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更为重要。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当中,应该重视一般原则的重要性;在区际法律适用过程中,判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渊源;宪法应该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论中国区际民事司法协助的若干法律问题

本文对中国区际民事司法协助中的法律适用、管辖权、公共秩序保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一是区际民事司法协助中的法律适用具有与国际私法法律适用不同的特点,即法律适用的目的、标准、强制程度、种类和范围等方面的区别,区际民事司法协助中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适用被请求方法律;二是管辖权在区际民事司法协助中具有重要意义,被请求方审查请求方法院管辖权有四个标准:被请求方法律、请求方法律、请求方和被请求方双方的法律、区际协议的有关规定;三是由于各法域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放在区际民事司法协助中有必要适用公共秩序保留,但应有一定限制,即从公共秩序的范围、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范围、适用标准和适用目的四方面予以适当限制。      

欧盟在未来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中的角色和作用分析

如何解决巴以冲突是欧洲国家多年来极为关注的问题。但由于欧洲国家长期以来缺乏共同和持续性的外交政策,因而在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上总是一种处于外围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也有限。随着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确立,尤其是21世纪初欧盟—地中海伙伴战略的建立,欧盟加强了对巴以问题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政治参与和经济合作的方式,在未来解决巴以冲突问题的过程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和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民法典》引入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功能研究

《民法典》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一切民事活动的根本底线,是国家法立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把民间法引入刑事司法审判活动,是推进实施《民法典》的现实需要。在《民法典》与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原则方面,凸显了核心价值观调适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指导原则,民间法在刑事司法适用中的价值原则,《民法典》在刑事纠纷解决中的调适原则,坚持刑事审判中信息公开公正的原则。在《民法典》与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功能方面,彰显了《民法典》与民间刑事习惯法具有适用的契合性,强调把民间法引入刑事审判实践是一种有效机制,注重在司法裁判中坚持"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倡导民族地区立法和基层法院主动适用民间法。在解决刑事纠纷的现实路径方面,强调发挥公序良俗对刑事司法的调节补充作用,重构大数据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体制,重视法典化背景下司法实践对利益衡量的适用,主张探寻建立刑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现实途径。     

论公共政策解读中的冲突与整合

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公共政策的权变性为政策解读留下了空间。公共政策解读大体可以分为决策者的工具性解读、执行者的程序性解读、专家的理论性解读和目标群体的损益性解读等方面,而解读主体利益及其解读能力的差异、政治系统的封闭性、政策漏洞以及地方主义的存在,又导致了公共政策解读上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共政策的目标。因此,应该通过增强政府透明度、强化参与决策、加强政策宣传、减少政策漏洞、加强政策监控等措施,最终减少政策解读恶性冲突发生的机会。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我国众创政策量化分析

政策工具既是众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基本保证，也是众创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基于政策工具视域，对选取的32份我国众创经济政策进行定量分析，开展政策样本选择、分析单元定义、众创频度统计和分析框架制定，并从众创政策工具和众创经济模式两个维度实证剖析我国众创政策现状问题。研究发现，众创政策主要以通知和意见为主，政策力度及系统性欠缺，众创法律相对分散层级不高；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失衡，策略措施和目标规划这两类政策存在明显真空地带，需求型政策工具缺位；相比众扶和众筹政策工具使用优势，众包模式稍显劣势。据此提出保证政策系统联动，完善众创法律体系，推广四类众创经济模式等路径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众创政策提供科学借鉴。     

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涉台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协调和解决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于海峡两岸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协调与解决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贯穿在处理涉台民商事争议的始终.有关法律事实的定性、确定案件的管辖权、决定法律适用及司法协助等等都离不开法官的自由裁量.然而,法官就涉台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协调与解决行使自由裁量权也要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已经兴起并且迅速成长壮大。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不仅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执行方式、执行监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公民社会在影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可以通过构建多中心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实现公民社会对公共政策执行影响的有效性。     

我国区域刑事法律冲突初探

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自治权的存在是我国区域刑事法律冲突产生的基本原因,而通过制定顾全大局、兼顾特别的变通性、补充性刑法规范,可缓解这一冲突;通过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逐步消除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距,进而达到彻底消除这一冲突,实现法制统一的良好局面。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地位与程序设计

将民事公益诉讼引入我国诉讼立法体系已为实务界与理论界所共识。但在如何构建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争议。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动者,是基于特定国家机关维护公益的法定职责,提起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的义务,是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体现,但在诉讼中检察机关应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实现其法律监督者与程序原告人的转化、分离与融合,同时,基于其特殊的诉讼定位,公益诉讼程序应在诉前程序、审判程序等内容上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以达到最终保护公益之目的。     

论民防在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发展中的作用

西方国家的公共安全管理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种体系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防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实践表明,民防使政府公权开始制度化地用于对人民群众的安全保护,不仅唤醒了全社会的公共安全意识,而且还为公共安全管理奠定了制度、组织、干部和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