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在中国学术转型中的作用与局限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几千年,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但到近代,即在“三千年末有之变局”之际,逐渐向现代学术转型。在这转型过程中,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引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论者甚至认为这种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王桧林：探寻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轨迹。《光明日报》2005年2月3目）但是从目前中国学术发展过度强调线性学科分类情况看．学科分类体系亦有其局限性。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杂剧“三国戏”的跨文化阐释

此文以汉学家伊维德(Wilt L.Idema)和奚如谷(Stephen H.West)的译著《战争、背叛和结拜兄弟：早期的三国戏剧》为研究对象，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视角考察学者型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学者型译者行为表现在翻译内求文本意义与风格之真，翻译外务西方汉学教学与研究之实。译文保留了大量中国元素，并通过文外注释进行深度描写；译者具有比较的学术视野、注重翻译底本的考证，从他者的视角体认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了解中国戏曲语言和文化的历时变化。译者内外行为的结合有利于杂剧“三国戏”剧本的跨文化阐释，为时下讲好中国戏曲故事提供了有利借鉴。     

反求己身:杨时的格物路径

杨时认为,学道首先须明善,明善要先“致知”,“致知”在“格物”.在杨时看来,体上而言,即己即物,理完备于物我,“格物致知”可从内外两路着手,反求己身具可能性;向外格物尽理,而物多之不可胜穷,反求己身成为必要.转而杨时向内反求己身,一则反身格物,明目耳口鼻之则;终则反身而诚,举天下之物在我.他试图折衷小程向外格物穷理、大程向内反身而诚二说,然着手处仍流入大程之说.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了个人的回答。本文再从“中国法律哲学的初步纲领”“‘共谋’与强制性支配”“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等方面做了进一步阐释。提出:中国法学或中国学术,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首要任务,或者说中国学术的当代使命是根据我们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去建构中国自己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     

论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标准衡而量之。从学术求真到服务现实 ,从理论建树、历史阐释到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 ,从间接功效到直接功效 ,一切真诚的学术努力 ,都为当今史学研究所必需。无视学术规范的学行和“回到乾嘉去”的倾向 ,都会使史学再入歧途。     

“通识”与“通览”

“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也成为一种著述体例。一种是思想与理论上的通,如《史通》《文史通义》;一种是文献上的通,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两类虽然形式有很大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求通的意识。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求通的意识与学术追求,往往是在学术积累己经十分丰富时候出现,因为只有在总体的积累己经足够丰富的时候,思想上的“通识”与文献上的“通览”才有可能同时在这样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学术上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所以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求通”的学术意识与“通”这一类…     

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学术领袖的变更：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取代了尚处盛年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胡适主张考订史料、“小心求证”，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与近代欧美史学强调“如实直书”、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同时又衔接和重振了乾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由是五四注重“考订”的学风取代了清末热衷“通论”的风气。五四时期学者之治学生涯，受此学术风气之影响。他们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的“学术美德”，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

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曰“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的。在“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中黑格尔的幽灵再现,未来的哲学将是“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浅议学术诚信

学术诚信主要有两层含义 :对待科学要讲求“诚” ,对待其他研究者及其劳动成果要讲求“信”。当前学术诚信缺乏的主要原因有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不对称 ,传统诚信观的断裂 ,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学术管理乏力等。建设学术诚信的途径是 :从外在方面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和加大学术管理力度 ,从内在方面加强学术诚信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教育。     

历史理财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基于历史演变分析

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理财智慧的挖掘与转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应,将历史上理财的定位、价值、管理、关系进行应时转化,形成了新时代财政治理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在财政定位上,从“家国大本”向“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转化;在价值取向上,从“治民”向“为民”转化;管理体制上,从“利出一孔”向“两个积极性”转化;在财政秩序上,从“礼义秩序”向“公共秩序”转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治理体系。     

简析早期甲骨学方法论的渊源

揭示早期甲骨学方法论的渊源,是阐明中国近代学术史问题的一个关键。以“罗王之学”为代表的早期甲骨学研究,其考释文字、分类推求、综合研究之“二重证据法”,实源自宋代至乾嘉以来的金石文字之学。与此同时,罗、王又得西学东渐以及和海外学人频繁交流学术之助,故在开发新史料和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上,成为超绝前代的国学宗师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数理批评”与《娇娜》考论(下)——一个初创理论的简说与新证

“文学数理批评”简称“数理批评”,是指就文学作品的“物之难”求其“数之理”的研究,由笔者于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在各类文学研究中都已有所应用。学者称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乃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少有的“中国制造”。本文简介其说,并以《聊斋志异·娇娜》之“数理批评”为例,作深入探讨。考论《娇娜》“倚数”编撰之种种表现,认为《娇娜》以“求友”—“得腻友”为主题实即以道家“得一”为旨;其拟《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为总体构思框架,设“孔生”求友为“一以贯之”,与“娇娜”为“一阴一阳”,更与诸皇甫为“三而一成”或“一与多”之数的错综复杂,构成孔生以“得腻友”娇娜为“得一”即“明道”的数理体系;其中隐含作者之自况与人生理想。其体系之建构、人物之设置与情节、细节描绘大略分别倚《周易》之《屯》《蒙》《需》《讼》诸卦象及“三极”“四时”“中”“圆”之数;又有多从姓名设喻,频用“三复情节”之特点。这些内容显示“数理批评”须遵循“适用”“务实”“求真”“审美”等四原则。本文进一步证明“数理批评”有源有本、可论可行,与传统文学之“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相...     

本体话语与问题诗学--王光明的诗歌批评之旅

伴随着文化转型期对知识分子的事业格式和角色认同的审慎反思,王光明的文学批评有一个从“中心”意识向“边缘”立场、从“批评”到“学术”的转向,确立了发现“问题”、深化“问题”、开放“历史”的诗学方法。王光明的诗歌批评实践,从诗的本体之思出发,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走过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轨迹:“本体之思→现代经验→现代汉语→‘现代汉诗’(诗之本体形态的命名)”。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西南联大以其“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书写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其时的知识分子,以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理念的捍卫和实践,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文化思想史上的奇迹,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

一直以来,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国议题”,与中国学术界的关联程度相对有限。无论是从关于“中国”的基本概念、主要命题与大致结论来看,还是从对于中国研究作出的基本贡献、杰出学者层级以及研究范式观察,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都与西方国家和西方学者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在中国国家处境发生结构性改变的情境下,中国学者亟欲改变的状况。此种改变之尝试,既需要中国学者坦然面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主要由西方学者设定的既成事实,也需要对于现代知识建构共识之前提条件的依循,更需要在可公度性的知识准则规训下之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之于中国学界,有贡献于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是一个既定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路,实非坦途。     

纪昀的学术批评风格

在中国学术批评史上,纪昀足可称为首屈一指的批评大师。他一方面“坐集千古之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中国传统批评方法加以集大成的综合运用;另一方面,以“儒者气象”的批评风格展示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文化精神。本文从“关切与理解”、“雍容与平和”两个主要的方面论述纪昀的批评风格,并揭示了这一风格的文化特征以及对当代学术批评的启示意义。     

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路径选择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文化进入“千年未遇之变局”，这一变局至今尚未完成结束。中国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一方面面对几千年来积累沉淀的学术资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失效和断裂；另一方面则遭遇到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学术思想的冲击。从“体用之争”到“科玄之争”，从“启蒙”的呼唤到“救亡”的变奏，从“苏联模式”到“西学新潮”，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传入时的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根源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以崇帧改历为契机传入中国。从现象上看，西方数学的传入是由于利玛窦及其追随者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阳玛诺等人奉行“学术传教”而弓I发的。但是进一步的深究：为什么利公等人奉行“学术传教”之策略？为什么明末中国人可以接受“学术传教”之作法，并有徐光启、李之藻清人推波助澜？数学传播在“学术传教”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对这一系列问题之探讨，则是对传入西方天文数学之根本原因的发掘，而这一发掘则涉及到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一、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