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

北宋时期,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儒家学派从学术思想上对佛教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北宋儒家学派的排佛论,除了继承前代思想从道统、伦理、功利几个角度批判佛教外,还在佛教最为擅长的存在论、心性论上与之展开论辩,以儒学的一贯之道批驳佛教学术的偏颇与反常,从而促进了儒学自身的创造性转换。     

北宋时期儒家礼学的体系化建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一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     

儒家德智关系论探究

儒家德智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先后经历了“德智不分”、“以智帅德”、“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分辨、“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这几大发展阶段。它一方面表明,未来德性发展的走向必然是科学的、理性的;另一方面又说明,作为德性精神支撑的知识与外在客观知识虽有必然联系,但两者依然不是同一类型的知识,需进一步打通与融合。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传统儒家"德教"思想析论

传统儒家“德教”思想提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西汉时期。它以“人性本善”作为理论依据,强调“德教”的重要性与社会作用,提出了“德教”的基本要求与道德规范,“德教”的宗旨与目标,德教的体系与方法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所包含的很多合理的、积极的成分,仍然值得当代社会的人们去继承与借鉴。     

北宋时期的儒、道学术会通论

北宋时期儒、道学术会通论盛行一时,它肯定儒、道二家存在着学术上的渊源关系,继承并超越了魏晋玄学道体儒用的会通模式,认识到儒、道二家各有其体、用,在本体论上会通儒家的道德与道家的自然,在政治思想上会通儒家的礼乐刑政与道家的清净无为。北宋时期的儒、道学术会通论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其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根本性缺陷。     

儒家德刑观之话语链分析

儒家德刑观的发展呈现出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性，随着时代的需要，实际上经历了“重德轻刑”到“德主刑辅”直至“明刑弼教”的理论发展历程。无论是“德”还是“刑”其内涵意韵均在随时代而变更。在由德刑分裂走向以德统刑的趋势中，刑罚的地位、价值和功能亦日趋升级。从德刑关系的复杂演进中，可以得知，儒家之“治道”非笼统以“德治”二字所能囊括一尽。     

北宋理学思潮散论

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潮的观点出发，对流行的关于北宋理学的理解提出若干不同看法，认为：北宋理学的兴起与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紧密关联，其中儒家师道的复兴不容忽视；北宋理学崛起的标志是庆历年间出现的社会思潮，对庆历思潮的意义和地位应有新的认识；从思潮的观点看周敦颐并非北宋理学的开山；王安石“新学”在北宋理学思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理学初兴之际，儒家的“外王”取向较之“内圣”追求更甚，北宋政治的变故是改变理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家道德的德欲对立性

中国人对儒家道德情有独钟的事实,重视其正面的价值已是潜规则.其实,这是非常失理性的举措.紧贴世界发展的现实和儒家文献的事实来审视儒家道德思想,我们不得不重视的是,中国悠久的道德文化积淀,不仅使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水准上与其他民族存在巨大差距,而且道德的现实水准也存在巨大的反差.这一现实要求我们认真反思和重新审察儒家道德,其实主因就在儒家道德本质上内置的德欲对立的价值尺度;在欲望只有符号的价值地位的氛围里,道德只能成为舞台的唱本,骗人的把戏,现实中没有道德的丰收季节也属正常.事实上,德与欲分属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的主题,道德资源的开发,要求我们在认识儒家道德哲学本质的同时,还德欲的本来面目,以便有效地润滑中国现代化的实践.     

儒家为政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为政之德内容。首先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价值观,包括其价值目标、价值原则等。其次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主要规范,包括正己、廉洁、公平、俭约、恤民等。儒家为政之德建设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为政主体的“正心”与“治身”,修养为政之德;二是通过对官员选拔和考核,促使为政之德能有效地付诸为政实践。     

先秦儒家“德政”、“德教”关系论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可概括为"德政"与"德教"两个层面,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即 "德政"是"德教"的前提,"德教"是"德政"的保证。细探究二者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行政伦理建设、公民道 德建设将不无裨益。     

先秦儒家哲学中"德"的基本内涵阐释

“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与传统的宗教观、天道观紧密相连,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性格的发育有着深厚的影响。在先秦儒家哲学中,“德”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德以治国,孝以事亲,尽性以修身,凸显出重整体和谐、重现世践履、重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北宋时期黄河的军事战略地位

北宋时期,在辽宋西夏金政权长期对峙的复杂环境下,尤其是在防御北方辽朝的过程中,黄河防线的军事建设被宋廷置于重要的地位加以对待。反映到现实中,这不仅在君臣的言论中多有彰显,也突出表现于北宋对黄河沿线驻军的高度重视及东流、北流治河方略的长期纷争、军事防线建设的持续开展之中。北宋王朝对黄河军事防御战略的贯彻与实施,虽是其“守内虚外”政策的一种产物,但客观上则对防御辽朝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从以天论德看儒家道德的宗教作用

现在很多学者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的作用。儒学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现象,奥秘在于儒学有一个独特的天论传统。自西周初期统治者为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以德论天”以来,春秋战国之际的天仍然具有伦理宗教的余韵,当儒家沿着思维的惯性“以天论德”即将道德的终极根源推给上天之后,其道德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宗教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宗教性是通过儒家心性之学中仁性一层实现的,将仁性的根源归给上天,仁性因为天的超越性而赋予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和力量,具有了强大的动能,进而保证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     

儒家天地之德与马克思自然自由的比较

不论是儒家言说的"天地之德"(自然之德),还是马克思说的"自然自由",都是对人类生命形态的一种终极眷念。马克思的自然自由理论,一方面是为人类解放寻找一种自然哲学的认证,另一方面也肯定儒家自然之德对社会的构序意义。它将人的自由论证与儒家的仁本论证,放在自然与社会一体两维的平台上建构,以人性本善为始原,将自然自由融入社会生活,通过共产主义来实现中国传统的德言性境界,完成自然自由与自然之德的有机统一,以达到尽性立命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天地之德和马克思的自由之境,原则上都设定了人性、宇宙与人类社会的统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把儒家士大夫追求的大同世界,化为一种民族解放的世界运动,表达了儒家实现天道、仁道、世道与自由高度融合的理想主义新境界。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茶文化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茶文化@刘朴兵$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安阳455002北宋;;中原地区;;茶文化~~~~     

儒家经世学派考原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所谓"功利学派"或"事功学派",此派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和国计民生,故而称其为"经世学派"可能更为恰当。依韩非子之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谓得真孔子之道者。从根本旨趣上说,儒学既非记诵辞章之学,亦非玄谈和独修的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之学。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孙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经世之道的真传。儒家经世学派的第一任领袖,《荀子》称其为"子弓"。考辨儒家经世学派领袖,有三条理由可以论证"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有八条理由可以论证"子弓"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而非前人所说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贡乃是孔门真正的经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继承者。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论朱熹对儒家法制原则的改造

"明刑弼教"学说直接凸显刑罚功能,远不如"德主刑辅"粉饰统治阶级"仁政"的效果,故而在宋代以前难以获得统治阶级的青睐。为强化封建国家的政治职能,朱熹密切关注古代法制体系的具体结构,对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概念作了新的注解,对"明刑弼教"法制原则作了进一步阐发,添加了诸多新的内涵。     

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

唐、五代以后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西北民族格局和中亚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 ,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 ,学界对这一时段的丝路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西夏崛起 ,占据丝绸之路的主动脉 ,使得人们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认识更为模糊 ,甚至有过盛唐之后丝路贸易断绝的观点。本文在分析北宋时期西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础上 ,就北宋时期诸蕃与中原的朝贡贸易、中继贸易等问题进行探讨 ,并提出北宋时期丝路贸易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