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

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经学的浸润和熏陶下,儒家礼法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帝王、大臣和地方官吏积极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东汉官僚集团及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同时,刑德并用、礼法和合的儒家经学礼法观不断渗透到东汉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礼法观成为封建政治与法律的灵魂,这为汉廷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宋诸儒论扬雄

扬雄是西汉末年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儒家学者,在汉唐儒家经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北宋时期,儒家学说正处于由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转型阶段,扬雄批评经学、回归先秦原始儒学的学术取向受到褒扬,一度被尊为儒家道统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北宋诸儒通过对扬雄品行、学术、人性论等的反复讨论,逐渐由推崇演变为批评,从而使扬雄在宋明新儒学的道统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经学思维及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经学自汉代形成至今已有 2 0 0 0年的历史 ,虽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经学进行了冲击、批判 ,并从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废除了尊孔读经的旧式教育模式 ,使经学在制度上终结。但经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虽经朝代更替 ,形式变化 ,仍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广泛影响。孔子开启了儒家经学思维的先河 ;在汉代 ,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并正式形成经学思维模式 ,此后 ,经学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中皆有所表现。因而 ,可以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泛经学思维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汉时期学术思想活力的丧失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杨向奎讲《儒家、经学、理学》、《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山东》

最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先生应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邀请,作了《儒家、经学、理学》及《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山东》等学术报告。杨向奎先生在《儒家、经学、理学》的报告中,讲:在中国哲学史上,“正统”学派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对待“正统”学派,决不可采取简单抛弃的方法。譬如,我们研究唯物主义哲学时如果把儒家丢在一边,唯物主义的传统就要中断。儒家是先秦时兴起的一个大学派,孔子是这个学派不祧的祖先,由于发展方向的不同,儒家又分成了许多学派,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     

墨子“非乐”思想辨析

墨子“非乐” ,学术界肯定者有之 ,否定者有之 ,莫衷一是。其实 ,墨子“非乐”是既定的历史事实 ,对其“非乐”思想作一般意义上的肯定或否定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从更深的层面看 ,墨子“非乐”思想不仅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统治者政治上互相攻伐、战争频仍 ;经济上横征暴敛、民不聊生 ;生活上穷奢极欲、侈靡过度等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晶 ,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日益高涨的民本主义思潮相联系的 ,墨子“非乐”思想是当时民本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点出发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与墨家学派相对立的儒家、法家、道家也都有程度不同的“非乐”理论的出现 ,只不过是各家的“非乐”理论都没有墨子如此“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罢了。     

魏晋玄学与儒学

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兴起。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开启了一代魏晋玄风。玄学风靡草偃,蔚为时尚,成为与两汉经学相对立的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 然而,魏晋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的否定,又是发展,这两种思潮既相互对立,又一脉相承,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蜕变,并在思想学说和精神风貌上影响了南北朝经学与宋明理学。可以说,玄学是儒学发展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伊斯兰经学的流布方式及其本土转型——以滇粤经学的互动为例

清代以来云南经学通过阿訇的传播和汉语文本的流布对广州影响较大,广州回族的本土经学知识体现了典型的云南学派特征,并成为其选择外来伊斯兰思潮的地方性知识.历史上新旧经学思潮之间的博弈,是经学面临全球语境必须经历的阵痛.滇粤经学的关系以及广州回族本土经学的形成,说明伊斯兰普世思想面对地方语境时,回族的精神社区会对其进行选择性重塑.     

近代今、古文学派的异同与分合

儒家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步入近代,仍为学者所信奉。在社会变革迅速、动荡加剧的时候,不同学派会有共同的改革要求,又有着彼此不同的差异。同一学派既有治学方面的一致性,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又有所不同。它们之间的异同、分合,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我们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同,而忽视学派之异;也不能因是同一学派,而视为一切皆同。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李鸿章的实学观与早期现代化意识

一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实学思潮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倡导的议政风尚无疑为封建士大夫指明了新的治学路径 ,亦即注重学术的社会政治功能 ,发挥学术事业的经世作用。他们承接了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传统 ,继续倡导经世致用 ,把今文经学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怀着医时救世的宏愿揭露社会弊病 ,针砭时政 ,抨击封建专制 ,提出了诸多有关内政外交的改革建议。然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及阶级属性限制了他们各自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 ,其改革建议大都停留在议政层次 ,而未能获得实施的际遇。迨至于 19世…     

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一部颇具特色的中国断代思想史——评《魏晋三大思潮论稿》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但思想活跃、思潮跌宕,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汉末以来儒家经学日趋衰落,于是先秦诸子尤其是名、道、法之学日见活跃,加之佛教传播,道教生长,社会思想出现多元化趋向。这是魏晋时期思想史的基本面貌。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史,人们已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特别是汤用彤先生对此曾做过开拓性的研究。但是,总的说来,对魏晋思想的研究较之先秦和宋明,仍显薄     

中国近现代保守主义思潮之兴起与评价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保守主义派别,主要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邓实、黄节、刘师培、章炳麟等人组成的国粹派;本位文化派与国民党新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学派。在现代哲学思潮中,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国民党新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学派,特别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它的产生标志着在早期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之后,对中国文化今后走向的一次较为冷静思考的结果,代表着保守主义思潮的最新阶段。     

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