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

柏拉图晚年提出法治国家理论,作为对早期理想国家观念的修正,但柏氏的法治观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没有脱离人治的窠臼。亚里士多德从不同的人性观和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柏拉图的法治思想,提出了良法之治的观点,为现代法治奠定了基础。主要从二者法治观念所预设的认识论和人性论前提之不同,梳理法治理论在二者之间从理念论到经验主义的逻辑过程。     

韦伯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元理论比较

从合理性的视角给法治一种元理论的解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韦伯根据波普尔对世 界的三种区分,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将其目的行为对准客观世界,并以目的行为为取向,型构其形式 理性主义。韦伯的形式法治直接导源于他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在世界三分的基础上,引入世界的第四个界 面,即生活世界。以此为切入点,哈贝马斯以沟通为行为取向,建构其交往理性主义。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正是通 过对交往理性的建构才得以形成。     

从人治的贤人政体到法治的混合政体——论柏拉图政体观的演变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首位系统研究政体的学者,柏拉图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三部著作中分别阐述了其早期、中期、晚期不同的政体主张.从早期的贤人政体到晚期的混合政体,他的政体观经历了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柏拉图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其所阐述的法治思想和混合政体主张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的传统,并对近代的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如何获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从对理性的重新阐释入手,提出“交往理性”,以补充“目的理性”的不足,力求拯救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局限于单一的目的理性即工具理性而导致的异化现状。本文主要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     

从人治的贤人政体到法治的混合政体——论柏拉图政体观的演变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首位系统研究政体的学者,柏拉图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三部著作中分别阐述了其早期、中期、晚期不同的政体主张。从早期的贤人政体到晚期的混合政体,他的政体观经历了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柏拉图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其所阐述的法治思想和混合政体主张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的传统,并对近代的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权威之法与合法之法——拉兹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比较

面对法治这一法哲学的核心概念,拉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拉兹以实践理性为法治的理性论基础,秉承传统分析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并引入法律权威概念来阐明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为理性论基础,在批判形式法治观基础上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治观,认为只有经过特殊的民主立法程序,法律才具有合法性。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法治:从神性回到理性--斯宾诺莎的理性法治观

斯宾诺莎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法治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较早冲破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的法治学说,从人"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推导出理性的法律统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他认为,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也是国家和统治者应尽之责.因为公民和最高统治者作为一个人,也存在个人的情欲和私利,最高统治者和国家还可能存在着罪过,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受理性的法律的约束.不过,真正的法治应当以民主为前提,以实现人的自由权利为宗旨.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 比较、比较法与法治实践

从个体人生和人类活动同为经历与试错过程这一人类学观察入手,可推导出比较法对于人类法治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就法律而言,不同族群的法律制度、组织、行为和观念等必然主要依赖并体现各自族群的经历与试错;比较法可以从他者的经历与试错中吸取经验教训,克服自身的局限,因而有助于促进人类活动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进程,与美国实践主义等主流哲学思潮不谋而合。而在比较法学领域,部门比较法最能体现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这一重要特征,亟须得到构建和加强,从而实质性地推动法治的建立。我国法治实践也同样呈现出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趋势,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与使命正是推动法治中国实践的理性化。     

论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

依法治国指的是依法而治 ,而法治则是指法的统治。依法治国强调法制完备和法律服从 ,法治的要素则包括法律的善良性原则、政府权力的限制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要实现由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必须实行有限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法治文化和加强法治教育     

论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

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为 :坚持人性本恶 ,反对人性本善 ;注重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反对个人专断 ;坚持法律价值主义 ,反对法律工具主义。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法理统一性

法本质观是解读党法关系的法理基础,准确把握党法关系必须坚持正确的法本质观。以阶级性本质论、社会性本质论、人本性本质论、本质虚无论和马克思主义当代法本质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分析探明了各类法本质观对认识党法关系的影响。研究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是超越其他法本质理论并且符合中国实践的科学理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的逻辑框架下,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纽带的本质统一体。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法治研究的方式

国内法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亦非常重要.文章认为,法治研究在当代中国有三种方式,一是扬弃方式,通过重述或比较的方式研究西方法治理论;二是历史方式,研究法治理论在古代中西方世界的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的生长历程;三是理论方式,从法治概念、标准、意义、路径、思维、理论体系等方面入手,建构立基于中国的法治理论体系.     

论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方式

降低维稳成本,有序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应以合法处置为中心,适当运用合法合理的策略,采用多元方式,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达到既恰当解决社会矛盾,又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社会矛盾化解采用法治方式,实际上所指的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全面考虑各种法律的适用关系,整体把握法律的运行,从而化解矛盾。     

独具特质的“政府法治论”——《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简评

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据以存在的观念基础与思想前提。政府法治论是源于本土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学说,其提出与论证也是不断得到证明的实践历程。《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突破了“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纷争的传统窠臼;形成了自洽性与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了法治主义维度下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回应了真实世界里的理论问题。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