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

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Z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切入口。通过从Z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并通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     

殷商村邑形态初探

商代之聚落可以清楚地分为城邑与村邑。城邑包括王都、方国都邑等;村邑则是较为典型的乡村聚落,包括宗邑与村邑两大类型。前者是宗族长所在的较大型村邑,后者是普通宗族成员所居的小型村邑,其居民均系聚族而居。从考古调查资料看,一处宗邑往往伴存着若干小型村邑,宗邑与村邑的关系应当是宗族长所在之宗族与其他分支家族之关系。村邑家族只是生产单位,宗邑及其所统领的村邑则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军事与祭祀单位。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制定和执行族规家法、设置排行、实施惩罚等途径,对族人的伦常关系和族内伦常秩序进行规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宗族内部伦常秩序稳定的目的.在实施族内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明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步骤,体现了徽州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村治中的宗族政治表达——以大理周城白族村为例

近年来,一些以汉族宗族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认为,在宗族势力复兴的今天,多数农村的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有着正面的影响、或负面的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影响。然而,通过笔者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研表明,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于汉族宗族的特点,即宗族在政治表达上的“不介入”和“无诉求”。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宗族关联视阈下的村级选举

村级选举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成效的标志性举措,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几年,东南沿海地区在村级选举方面凸现新的特质,特别在宗法秩序“回潮”的条件下,该地区村级选举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与宗族存在着诸多的关联,呈现了宗族关联与村庄选举事件“相耦合”的趋势。宗族关联以宗族动员、派性动员和精英动员等方式影响着村级选举,使得村级选举出现了负面效应。要运用民主法治等手段逐步消除其负面效应。     

近年来学术界对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述评

近年来政治文化成为分析乡村直接选举的重要视阈,许多学者立足于中国乡村直接选举的丰富实践,对村民选举的行动策略进行了政治文化的深入解析,以探求选举行为背后的内在导向因素。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农村直接选举中政治文化基础的研究、宗族文化与选举行为关系探讨、传统政治文化的导向作用审视、不同政治心理之间冲突对选举效果的影响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丰硕,为乡村民主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以更为系统的理论视角来审视之,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调研区域有限、范围较小,所获结论缺乏深度解释力等问题。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宗族与减贫——基于贫困地区的研究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宗族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农村贫困地区宗族关系和农村贫困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宗族多样性越大,以贫困差距比、贫困缺口平方、收入差距比为指标度量的贫困状况显著减小。因此,宗族可能通过阻碍市场化和村民自治给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此说明在农村扶贫和促进村庄发展中不能忽视农村宗族等传统因素的影响。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对新近研究的评论和分析

在当今中国乡村研究中,宗族“重建论”与“瓦解论”同存;对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的“肯定论”、“负面论”与“中性论”同在,至今尚未形成关于宗族重建及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清晰图像与理解。这种状况与近年来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缺失密切相关。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在深入田野,以抓取第一手资料,且研究的规范性增强,学术对话意识和累积意识大步提升,但多数人所作的只是个案研究,尚未延伸为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更未有较大面积的抽样调查;既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和讨论标准,也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视角也不够多样化。     

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

基于对安徽三个村庄的研究 ,我们认为农村宗族在共和国前期没有被革命政权打碎 ,在改革中遭遇了历史性瓦解。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村落为基础的集体化政策下 ,传统的集体性宗族因与新制度发生组织性同构而得以延续 ,并在农民面对灾难而向自身寻求保护资源时得到了增强。改革给予农民经济自主、乡村选举、进城劳动等现代权利 ,开始了其“公民化”进程 ,使宗族在大量年轻人离乡后失去了后继力量 ,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取代     

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

义序是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研究中国宗族乡村的一个标本.解放后,义序宗族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其变化肇始于土改.土改是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而义序土地分散、近市郊、商业发达、非农职业过半、宗族发达等,这是理解义序土改的前提.义序土改的过程也是其宗族瓦解的过程.首先,族田的征收导致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其次,祠堂的征收使其作为宗族“集合表象”的消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表象”彻底消除,祠堂保留着宗族记忆,起着隐性宗族认同的作用;最后,族权的瓦解是族田祠堂的征收、阶级斗争和农会、乡村政权建立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复兴探析

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广的社会组织 ,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宗族的含义 ,传统上认为 ,“宗者尊也”“族者类也”1“父之党为宗族”2 ,即同出父系血统的人们称之为宗族 ;换言之 ,宗族是指同姓同祖的男系血族团体。现代意义上的宗族概念较宽泛 ,认为宗族是基本上按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和宗族色彩的活动的、有着一种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组织 ,即宗族不仅包括真实的血缘关系 ,还包括拟制的血缘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 ,1 949年以后宗族活动曾一度销声匿迹。 80年代以来 ,随着政策的宽松…     

论现代村落中宗族家户系统与农村权力结构——以广东省夹坑村为例

对现代村落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权力关系失衡的一个切入口。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国家在农村的地方代言人,通过分析自然村落中宗族、家户与村长的现实权力关系,可以达到揭示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以上三者之间出现的权力分离现象,重新构建现代村落的宗族家户系统和农村权力结构,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认同的目的。     

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自治机制——以万载辛氏宗族为例

清代的江西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大的地区,又是一个农村社会很稳定传续的地区.这种宗族势力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宗族有着一套很完备的自治机制,而乡绅掌控着这套自治机制,从而控制着农村社会稳定地传续与发展.故此.通过以清代万载县的第一大宗族--辛氏宗族为个案来解读这种自治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剖析清代江西的农村社会状况.     

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以XJ县为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对宗族的认识和当时激进的意识形态,国家对宗族实行了严厉打击的政策,使宗族失去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使得乡村社会内部活力增强,自主发育空间增大,村庄权力内生化。在制度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乡村的宗族得到复兴和重建,重新成为乡村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自治组织对村庄的治理———这一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与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乡镇政府、村自治组织和宗族三者都对村社区治理发挥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有意无意的互动。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论宗族复兴与新农村建设中的人民内部矛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复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对新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刺激基层干群矛盾、诱发不同族际利益群体的矛盾和生成宗族群体内部的隐性矛盾等方面.与一般的人民内部矛盾相比,这种宗族性矛盾具有矛盾起源的利益性与盲从性相渗透、矛盾形成的积累性与表现的突发性相结合、矛盾力量的群体性与变异的易发性相链接、事态发展的蔓延性和矛盾结果的沉淀性相交织等特征.对此,必须本着发展农村生产力为第一要务的原则,着力于加强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大力推进先进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素质,在标本兼治中化解矛盾构建和谐.     

宗族对现代社会农民行为方式的影响--对国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直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为农村宗(家)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宗族又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各种宗族势力和宗族现象在乡村抬头,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社会行为。本文旨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