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国并行”制的最早倡导者——王绾——兼论郡国并行制

<正> 汉高祖刘邦在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一方面“汉承秦制”,实行郡县制度;另一方面大封刘氏诸王,实行封国制。这种在一个中央政权之下推行的两种政治体制,就是后来被人们称道的“郡国并行”制度。刘邦是“郡国并行”制的最早推行者,却不是最早的倡导者。最早倡导“郡国并行”制的是秦时的王绾。王绾,秦始皇时丞相,其生平事迹史书记载甚少。长期以来,史学界较一致的看法认为,王绾是反对郡县制,主张殷周分封制的儒家孔孟正统学派的代表,或者保守派的代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愿以管见,求教诸仁。     

论郡国并行体制的特点

郡国并行体制作为汉代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分配及统属关系的一种形式 ,属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范畴 ,而非时贤所论的政体概念 ,体现了鲜明的地方分权性质。这种分权性质为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增加了复合制的某些特点     

论西汉的宫闱政治

西汉宫闱政治是适应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而发展完善起来的。嫔妃制作为封建礼制下的一种婚姻形态，既是繁衍贵族系统的家庭体，同时又是直接决定最高皇位继承人的政治体，体现了封建王朝国体与家族统治政体的两个方面。宫闱政治与它的派生体：腐化堕落、外戚专权等，又加速了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西汉王朝的覆灭。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论西汉四川的郡县地名

秦并天下,不立尺土之封,推行郡县制度,四川兼有巴、蜀二郡以及巫、黔中的一部分。秦二世而亡,汉承秦制,在地方行政区划建制上,实行郡县制度,同时兼有部分分封制度,形成郡国并行。在四川地区依旧设置蜀、巴二郡及南郡巫县。基于在西南地区统治力度的加强和加深,还先后设置了广汉、犍为、越雟、沈黎、朱提等郡,最终形成今四川地区的5郡,50余个县的局面。     

郡国并行体制积极作用的阶段论分析

肇始于楚汉战争中刘邦的分封 ,形成于同姓王的出现 ,贯串汉初六代的郡国并行体制 ,对汉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研究者对其褒贬不一 ,或誉之 ,或毁之 ,争论不休     

西汉胶东侯国考

西汉王朝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政治体制。中央直辖的郡县之外,分封着大小不等的王国和侯国。按照刘邦与军功集团签订的"非功臣不侯"的政治契约,从刘邦登上帝位之后,刘氏皇朝便陆续分封宗室贵族和军功大臣为列侯。封地在胶东的侯国,包括军功侯国和同姓侯国。军功侯国的受封者多是汉初随刘邦打天下的军功集团成员;同姓侯国,则多是武帝实施"推恩令"以后分封同姓王国的子弟为侯者。胶东是西汉侯国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     

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

(一)疑问所在 《汉书·地理志》于诸郡国所属县、道下,不乏注明何县、道有盐官、铁官设置的事实;而《续汉书·郡国志》于诸郡国所属县、道下,却只载何县、道“有盐”、“有铁”,而不载设置盐官、铁官的情况,似乎给人以东汉无盐官、铁官设置的印象。那么,东汉诸郡国所属县、道,究竟有无盐官、铁官的设置呢?此疑问之一。     

“举孝廉”小议

吕叔湘先生《<通鉴>标点琐议》一文(载《中国语文》1979年2期)认为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一句孝廉不宜读断,说,“孝廉分科,前所未闻。各一人实指一郡一人,一国一人。而非孝一人,廉一人。”对吕先生的这个意见,不敢苟同。《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王先谦《补注》说,“俞樾曰:‘谓孝与廉各一人,非郡国各一人也。’汉制有以孝举者,有以廉举者。故元朔元年有司议曰:‘不举孝……,当以不敬论;不察廉……当免。’是孝重于廉也。《冯     

论“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汉朝的政体改良与大政方针

汉朝吸取“秦亡于暴”与“秦亡于专”的“秦鉴”,^[1]在政治制度和治国方针方面作了重大改革,但同时,也保留了秦朝维护皇权统一、防止诸侯割据、天下分裂的合理制度内核,形成了“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互补的政治模式,为后世历朝历代所遵循。所谓“汉承秦制”,是指汉代继承秦朝实行的直接向皇帝负责的郡县制,同时恢复并改良了封建制,一方面用它笼络皇室子弟,共同拱卫皇家天下,另一方面削弱封国的实力,确保它们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于是,郡县为经,封国为纬,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成为汉朝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所谓“汉变秦治”,是指汉代吸取秦暴而亡的教训,以儒家仁政德治学说为本体论,以道家清虚无为学说为方法论,制定了爱民利民、与民养生、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郡国一体和仁政德治,是汉朝留给后世的两大政治遗产。准确、深刻地理解汉代政治的双重特征,意义重大而非凡。     

《晋书·李含传》中所见的魏晋选官制度

《晋书·李含传》中所见的魏晋选官制度罗新本魏晋时行九品中正制，但入仕道路与汉大体相类。《文献通考·举士》称：“按魏晋以来，虽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进之门与两汉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国察举，或由曹椽积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袭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辄。”所不...     

西汉游侠与京师治安

西汉京师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最高统治集团所在地。天子从这里发布诏令,送达全国各地。大小封王,列侯、官吏络绎不绝往来于京师郡国之间,祭祀、朝请、奉上计,传官令。富商大贾携带货物,穿梭往来,获利致富。京师戒备森严,历来是重兵把守,严加防卫。《汉书·刑法志》载:“汉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七校,晋灼注曰:“《百宫表》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凡八校     

秦亡汉兴之因再探

本文通过对秦末汉初的社会形势、经济情况、人的价值观念以及秦汉统治者治国策略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再论秦亡汉兴之因。认为素所以亡,主因不是以往所说的“赋税太大”、“徭役太重”、“用刑太极”,而是由于过急、过广地强行全面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刘邦在建汉前后能够审时度势,采用适于当时社会现实、价值观念的适度分封和郡国制,使汉朝兴盛起来。     

秦朝的政治改革与集权思想

秦王嬴政以雄才大略,利用周朝分封的权力空隙富国强兵,仅用九年就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500多年的诸侯兼并、争霸战争,满足了天下苍生对于和平的渴望,居功至伟。建立秦帝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建议,废封国、行郡县,思想一律,强化皇权,杜绝了诸侯割据挑战天子的可能,也自有理由。秦皇五次出巡,刻石纪功,歌功颂德,不为无据。然而,由于封建是面双刃剑,同时具有笼络皇室子弟宗亲人心,促使他们共同拱卫家天下的积极功能,取消封建也就同时取消了诸侯藩辅中央的可能性,同时,为了维护皇帝集权,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队伍,片面实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堵塞言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从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秦不仅亡于暴,而且亡于专。汉朝郡国并行,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同时变暴政为仁政,就是吸取秦亡教训作出的明智的政治选择。     

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

汉晋时期,名士相互之间兴起一种数字化标榜之风。此风由东汉时开始,最先表现在"郡国之书",随着世家大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又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在九品中正制度关于人才选拔方面的弊端逐渐明显化之后,乡党清议和"郡国之书"失去了择士的现实功能,名士间依然盛行此风,但往往更多地称述于"志好"相同或"同志"间的士人集团。     

论两汉民谣在社会传播的深层原因

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民谣,并在当时社会广为传播。原因是,儒家思想提供的民本理念赋予了民谣独特的存在价值;儒生风尚为民谣传播构建了一种文化氛围;乡间闾里的人群聚居为民谣提供了传播环境;统治危机造成的社会恐慌为民谣传播提供了一种心理动因;尤其重要的是,民谣在东汉时期被纳入行政考核体系,成为郡国长官考绩凭据的重要参考。这种"举谣言"制在中国古代行政监督制度史上着实是一创举,也凸显了民谣在两汉时期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论汉武帝对贵州的统治策略

贵州境内分布着大量的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价值高,不断涌现的考古成果表明在汉时贵州已经出现了封建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变化。汉武帝根据贵州的社会状况和汉王朝开疆定边的方针,制定了比较特殊的宜于汉民族与贵州各民族相交融的"初郡政策"。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反映,汉王朝在贵州采取的是"郡国并存"、按当地民族旧俗治理的管理方式。这种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和管理体制,基本适应贵州各族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因而保证了汉代贵州社会的相对稳定。     

西方刑罚权限制的文化解读

文化影响刑罚权限制的理念和方向。促进刑罚权限制的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政治文化、自然法观念的法律文化、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权利本位观、重视犯罪人的“再法社会化”和尊重规范的刑罚文化。     

从贵族民主政治到中央集权

春秋战国是我国政体由宗族贵族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转变时期,它与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统一需要富国强兵,更需要集中内部的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权。通过改革,各国君主实行官僚任免制、俸禄制与郡县制。其实质是抑制与消灭卿大夫的分裂势力,最终完成国家政体由宗族贵族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的过渡。     

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恢复科道制的讨论

民国肇始,代议制初历实践,已然弊端尽显.章太炎在《华国》刊文主张恢复科道制,寻求消除代议制弊端的办法.《甲寅》复刊,在章士钊主导下,有关恢复科道制的讨论持续数月之久.在说明恢复科道制主张时,阐释者专注制度功能,呈现政治功利的一面,暴露出系统性思考不足的问题.持异议者,虽以政治理想主义立论,质疑恢复科道制主张的动机和可能性,但在代议制实现的途径上,却转求当政者的政治自觉,不免落入一场政治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