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曹植与古诗十九首的女性题材写作——兼论《青青河畔草》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题材作品,应为建安曹丕、徐干同类题材之后的作品,写作时间应在曹丕登基的黄初之后。《青青河畔草》应为曹植所作,曹植后期的女性题材写作与古诗十九首相一致的特点是凝练、抒情,实现了由男子视角客观摹写到女性视角主观抒情的转型。     

迄今我国最完善的一部七子总集——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评介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集中代表。辑校编纂他们的文集,是研究建安文学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继曹操、曹植、王粲的集子整理出版之后,中华书局又推出了郑州大学中文系俞绍初先生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作为国务院十年     

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的关系

建安是汉献帝第二个年号,只有二十五年的历史。后曹丕纂位,改变国号,建安的年号也就不存在了。从建安初起,到建安二十二年止,大约十八九年,北方有好几个文人,先后被曹操所辟召,在幕下做僚属。其中有六个人在文学上有突出的成就,并和曹丕,曹植一起,影响后来的文学,达五六百年之久,最后又影响到清朝一代的学术和文     

略论曹植后期创作的变化和发展

作为“诗人之冠冕”的曹植,不仅是一个具有浓厚诗人气质的才子,而且是一个在政治上颇有雄心,欲“立功于圣世”(《求自试表》)的政治家。曹植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曹植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即位那年(220)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前期的立嗣之争,埋下了曹丕对他的忌恨,加上曹丕为人少“旷大之度”,使曹植政治上受压抑,经济上陷困顿,精神上遭折磨,一直在曹丕父子的压迫欺凌下痛苦地生活着。由于他前后期生活境遇的截然不同,导致他前后期的创作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建安时期他的诗歌较多地表现他的政治雄心,对功名事业的追求,但到黄初年…     

论郭沫若对曹丕、曹植的臧否

曹丕、曹植均为三国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二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历代评价不一,崇植贬丕乃为主流。郭沫若先生认为历史上对曹植的评价过高,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历代评论家们不符合实际的言辞造成的。曹植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乐府和五言诗方面,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建安文人共同促成的,他的文章中的华丽词汇并不能说明其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与曹丕文章中所蕴含的关心民生疾苦的感情是无法相比的;曹植虽然聪慧过人,但其放荡不羁的性格影响了他的政治前程,而把这一切归咎于曹丕的陷害是不正确的评判,性格的差异和行事作风的不同才是二人政治成败的重要因素。郭氏将二人的文学成就、政治成败与人物性格相联系,不仅促进了对曹氏家族问题研究的发展,也对魏晋士族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曹丕的《典论·论文》看文学的自觉

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个概括,精辟地道出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作为建安时期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和文坛上的实际领袖曹丕,以他《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标志着一种和以往文学观念不同的新思想的产生,并开辟了我国文学史上的自觉时代。     

曹丕乐府诗小议

曹丕是建安时期众多作家中较突出的代表。他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一起为建安文学的发展,为创立“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作了不懈的努力。曹丕诗作传称有《典论》五卷、集二十三卷。钟嵘《诗品》称其诗“则     

略论曹植思想的变迁

曹植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本文分建安、黄初、太和三期来考察曹植的经历和诗文,从而勾勒出曹植思想的轮廓。本文认为,曹植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儒与道特别是儒家思想在曹植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贯穿其思想的始终。     

三曹三辨

本文对于钟峰《诗品》及以往文学史著作中扬曹植贬抑曹操、曹丕的评价进行了辨析，根据曹操的政治思想及其四言诗创作、曹丕的文学思想及其各种新体诗创作、曹植在逆境中的发愤为诗，认为曹操诗以气胜，有英雄气；曹丕诗具唯美倾向，有公子气，文士气；曹植诗则有郁结不散的不平之气。又进一步指出：冲决儒家思想的桎梏，气夺群雄而开一代新诗风，此功非曹操莫属；开导文学自觉意识，发展新的诗歌文体，当是曹丕的不朽业绩；以其特殊的境遇而创造了领袖一代的杰作，则要首推曹植了。曹氏父子，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全方位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向前发展，后人应对他们作出不失偏颇的全面评价，才是公正的历史态度。     

曹植生平若干事迹考辨

建安二十二年(217)十月,曹操立曹丕为太子,曹植的处境开始逆转。自此至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即位,其间又发生几件大事,如曹植行驰道开司马门出、曹操欲遣救曹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以及曹操之死等。这些事件对曹植影响深远,是研究他生平思想所不可忽视的。但是这些事件发生之时曹植在何处?史无明言,后世学者的一些说法也似有可议之     

试论法律移植的主体

本文在明确法律移植主体问题既是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法律移植秩序化和我国法律体系完整性要求的基础上 ,从狭义的法律移植角度和宽泛的法律移植角度对法律移植主体构成进行阐述 ,认为法律移植主体应依法拥有法律移植权 ,而法律移植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故法律移植主体应具有专属性。就我国法律移植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法律移植权的归属 ,使法律移植主体合法化、规范化     

国外意义协商研究三十年评述

意义协商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外已经有30年的研究历史。意义协商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定性描述阶段(1980-1984年);(2)理论创建阶段(1985-1995年);(3)理论修正阶段(1996年至今)。本文分别对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指出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意义协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性质命题及其对当关系审思

对性质命题的定义、种类、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性质命题的对当关系做了全新的研究和解释。性质命题的定义不能以"性质"为种差,以"命题"为属概念;单称性质命题没必要与全称性质命题合并;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必须严格区分;主谓项分别相同的性质命题之间不存在真假不定的情况。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     

法治层次论与法治发展模式

法治层次论主张法治由治理方式、制度形态、秩序状态和价值理念等4个高低不同的层次组成,这4个 层次,从宏观上又可分为制度法治和观念法治两大部分。法治建构论强调的是制度法治的建立方式,进化论针对 的是观念法治的衍生过程,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是紧密相连的依存关系。     

信息定义之我见

科学界定信息范畴,必须着眼于本体论,着手于认识论,并使二者相辅相成。从认识论视角看,信息是物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内在逻辑的时空序,表现为实体态信息、运动态信息、基因态信息、反应态信息和思维态信息等五个层次。从本体论视角看,信息是标志物质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信息与物质具有对等性,信息是全面的、浓缩的,是潜信息与显信息的统一。     

论我国高校的管理特色及其法治化建构

我国高等学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管理特色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高校的这种特色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着力提升高校党委的法治能力,积极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努力培育现代大学法治文化,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法治制度。     

对研究型教学理念的认识

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研究型教学模式进行了对比,阐述了做一个研究型教师的条件以及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制定标准.     

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与改进税式支出管理

针对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在总结国际上税式支出管理的主要经验及做法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与改进我国税式支出管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结合我国财政职能的转换及国情,重新界定税式支出的范围与活动领域;加快完善税收立法,特别是税式支出管理法;建立税式支出分析评估监督制度;逐步把税式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等.     

贸易中知识产权与物权冲突之解决原则——权利穷竭的含义、理论基础及效力范围

权利穷竭的前提是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被合法地首次投入市场。权利穷竭不等于知识产权穷竭,而是指相关知识产权权利群中的某一项子权利的穷竭,并且被穷竭的权利是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与商品的流通和购买者的使用有关的特定权利。商品自由流通和利益平衡是权利穷竭原则赖以成立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理论支柱。有关权利穷竭的空间效力范围包括领土、区域及国际三种情形,前两种已经获得内国或区域的立法和司法的承认,具有了确定性,国际穷竭由于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至今尚未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