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探索

面对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全新局面,中国社会学界在四大方面作出了理论研究的新探索：其一,通过专家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等,创新了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实验;其二,深化中国特色的民生研究,从社会政策视角调研基层社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与改善民生的理论和措施;其三,从社会学角度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多元的城镇化道路、人的城镇化、中国特色的产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以及研究“人的现代化”理论方面作出新探索;其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是建立在社会学方法创新和基层一线实践创新基础之上的。     

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自治空间里的共治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天津市D区社区治理“约吧”案例研究

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自治强调的是自主治理,而非自行治理。具体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使社区群众享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也需要通过机制赋能,使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拥有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共治渠道。综合来看,在自治空间里有效实现多元共治,才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如何实现共治,如何在共治中体现自治理念和思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探究。政策文本和已有的研究综述为“自治空间里需要共治”探寻政策依据和理论阐释;“约吧”模式的五条主线和五个着力点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和分析样本;“约吧”模式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路径”提供了改革思路和价值评估。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对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

从２０ 年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看, 由于“对象” 问题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研究, 导致“中层”理论的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分析思想, 概念框架、解释逻辑缺乏社会学特色, 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我国社会学可以把“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科的 “研究对象”。循着这个“对象”进行的研究,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机理, 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内在逻辑,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科学化、本土化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国际化。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社会风险预警与公共危机防控:基于突变理论的分析

现代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公共危机则是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如何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已经发生的社会危机,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问题.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公共危机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而突变理论则为审视社会风险与控制公共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大量不连续现象,可由某些特定的几何形状来表示.只要控制参量的个数符合要求,我们就可以借助级数展开式完全预测机构的定性状态,此即突变理论对社会风险预警的参考价值.一旦出现公共危机,我们借助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的关系可以尝试研究从理论上对之进行防控.     

社会治理创新与“新清河实验”

社会治理是21世纪以来,中国理论界在基层治理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概念。本文从社会学角度给社会治理下了定义,分析了在中国场景下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阐释了当前必须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三大原因。最后,以笔者带领的清华大学课题组所进行的"新清河实验"为案例,具体展示了怎样在社区层次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目前,"新清河实验"已经进行了居委会议事委员实验、物业管理实验、社会组织实验、社区空间改造实验和社区民生实验。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问题论析

风险社会源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工业社会制度带来的风险思考,一般认为人类在经历工业社会后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理论具有反映历史进程的宏观属性,而社区风险则是归于社会基座的微观层次,两者之间的学术衔接是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将风险社会理论植入社区并再造新的社区风险理论,并深入分析社区面临的风险类型、风险来源、特征等,以此为理论支撑寻求社区风险的治理之道。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风险社会”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遭遇当今风险社会,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却有先见之明,预见到了当今世界风险社会可能面临的种种发展悖谬。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实践的异化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全球资本关系的资本逻辑是风险社会产生的内在动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是跨越风险社会的根本途径。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对当代风险社会之“罪魁祸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深入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风险社会”之意涵,既是推动马克思经典文本深入研究的内在需要,又是防范化解“风险社会”语境下重大风险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