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述评

纵观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历程,倡导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的流派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将两种理性加以融合,呈现出一种钟摆运动。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形成于这种运动之中,并较好地实现了两种理性的融合,推进了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本文系统地阐述了穆尔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并把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置于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历程中,评价其价值与贡献。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服务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取向

服务行政冲破了传统管理理论的思维模式,要求政府从工具理性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转向从价值理性出发,以“服务”的本质精神来诠释“公共”,是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取向。     

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性进路

在工具理性张扬的当代中国,诉求价值理性的关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凸显人对历史和现实反思形成的价值智慧、价值良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政府主导与组织主力的互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进路。始终胸怀13亿人的共同理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以“数”赋“值”：数字政府的建设困境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政策文件的质性文本分析

数字政府如何反映公共价值以及如何从价值洼地走向价值源泉,对该问题的回答既隐含了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被工具理性裹挟的深刻忧思,又承载着公众对数字政府构建的殷切厚望。为了更好地回应问题,研究基于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PV-GPG模型）,将数字工具视为新要素嵌入模型,建立起“公共价值—绩效管理—工具理性”的立体式PVGPG模型,利用NVivo质性文本分析软件对31份省际数字政府政策文件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以及核心式编码。研究指出：公共价值层面形成价值理念、价值载体和价值实现方式3个父节点和12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0.66%、7.04%和7.88%;绩效管理层面形成整体绩效提升、治理效能转化和地方实践创新3个父节点和11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6.31%、6.95%和7.51%;工具理性层面形成数字禀赋赋能、信息优势施展、平台技术与基础设施支撑3个父节点和13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8.54%、14.09%和11.03%。在此基础上,研究指出数字政府的建设困境及其治理策略,助推数字政府迈向以“数”赋“值”的数值型政府。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技术适配治理:政府治理数字化的限度与人的主体性回归

数字化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政府数字治理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互动与融合，本质上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其数字治理必须彰显公共性，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关照人性。但是在政府治理中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和全面泛化，过度追求工具理性，致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数字治理常常陷入“技术依赖”“信息过度采集使用”“数字规训”“算法操纵”等多重困境。因此，实践中要掌握好政府治理数字化的“尺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价值、主体、制度、过程等方面促使数字技术更好适配政府治理活动，引导数字技术向实、向民、向善发展。     

论契约文化在管理中的凸现

契约文化的管理功能是通过管理活动中的文化融合、价值观渗透和引导管理者理性抉择来实现的。即契约文化与管理的融合,成为跨文化价值观的“交集”;企业文化是个人价值观与组织哲学观的价值定位,契约文化则是实现其价值观定位的支撑;契约文化价值定位所形成的“组织惯例”引导管理行为理性选择。     

基于组织系统的大学办学特色形成机制及培育对策研究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和市场化趋势日益加强的形势下,研究大学办学特色的形成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大学形成办学特色不仅仅是大学工具理性和生存及市场竞争的需要,更是其价值理性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基于大学组织系统特性的分析,提出大学办学特色的形成既是设计规划与自主演化相互耦合的结果,也是内外互动、战略分析与构建的结果,为此,应从政府、大学以及市场层面等多方面去培育大学特色。     

论道德合理性

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探讨和建立道德合理性机制正在成为现代道德发展中越来越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问题。合理性作为表达人性实现状况的基本范式之一,表达了人性实现的状况。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进行价值调节的工具,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运行机制。在道德合理性机制的调控下,人们从"身体"开始,通过以劳动为前提的"享受",达成"尊严"的生存目的。     

试论需要与合理性问题--探寻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理论生长点

需要与合理性问题作为价值哲学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当今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的课题.今天,它们已成为进一步深化价值论研究所不可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与合理性问题的共同症结在于人们对需要的实质及合理性之理性理解的分歧.从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看,需要实质上是人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具体而言即一定的主体为自身生存发展而与一定客体处于矛盾对立关系中的能动统一趋向.合理性之理性作为人们现实生活指导,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有认知、实践、评价等方面的内含.综合考察二者,我们便发现价值哲学中一个重要课题--合理需要问题的凸现.     

公共理性与多元主义

在当代民主社会,多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逃避的历史事实,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民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要求其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或法律法规必须以全体人民的一致自愿同意为基础,这就出现了多元与共识的矛盾。公共理性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即试图通过一种平等政治主体之间的公共协商过程来解决此种矛盾。     

法律规范的合理性

法律规范的合理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法律规范的合理性可分为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法律规范的实质合理性在于对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法律规范的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规范的结构和表达形式的合理性,是对法律规范逻辑上和语言上的要求.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试论实践的合理性

当代人类实践的消极的反主体效应所引发的种种人类生存困境及“全球性危机”,迫使人类深刻反思实践的合理性问题。实践合理性问题的实质是依据科学合理的理性观和价值观对具体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评价和规范。具体来讲,真正合理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真、善、美三个基本尺度,以达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

本文认为,学界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科学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科学,另一种是价值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对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性的张扬.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本真内涵是这两者的辩证统一,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     

妥协理性与社会和谐

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一个存在尖锐对立而又不能通过适当让步与妥协达成一致的社会,不仅社会发展难以实现,即使是社会存在本身都有可能成为问题,妥协由此而成为社会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妥协是相关行为主体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妥协也是有着深刻的理性基础的.妥协有足够理由成为一种维持现代民主社会必需的公共理性,妥协理性对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转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和谐的实现需要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升华,妥协理性正是社会和谐所必需的公共理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我们应该抛弃对妥协的传统偏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     

论立法的合理理性

法律理性化是西方法律文明从古希腊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通过对法律理性概念的分析,剔除了其中的形而上的部分,并建立起合理理性的概念.继而阐述了合理理性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立法所应遵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