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分工理论的演变及其最新进展

贸易分工理论的演变经历过产业间贸易分工、产业内贸易分工的发展阶段,能有效地解释全部生产过程建立在一国国内或经济体内部的最终产品的贸易现象。然后随着现代加工贸易的发展,形成一种揭示中间投入品贸易现象的新贸易分工现象———产品内贸易分工,解释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无法解释的现象。本文通过分析贸易分工的理论演变,阐述其发展趋势。     

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

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理论界对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争议已久,产生了各种说法与解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必将影响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影响对外贸易。合适的政策措施有利于解决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环境之间的问题。     

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与中日贸易模式

1990年代以来的中日贸易扩张，以两国极不对称的经济表现为背景，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显然并未妨碍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张。本文以非对称经济增长下两国贸易规模扩张为出发点，就19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扩张的特征、基础、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如下看法(1)产业结构差异与产业竞争力差异是中日贸易扩张的基础；(2)目前的中日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李嘉图模式”特征，属于发展层次不同经济之间的贸易，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正在抬头；(3)促使中日贸易模式变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禀赋变化，而在两国相对要素禀赋的变化中，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与荷兰贸易:基于1996—201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与荷兰的贸易发展迅速,2010年荷兰已成为中国第十二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但是,中荷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较低,表明中荷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还不高,说明两国贸易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中荷在贸易往来中基本反映了各自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但都有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对对方出口时未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也是今后中荷贸易拓展的方向。中荷两国的贸易结构逐渐倾向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这与中荷贸易中转口贸易比重较高有很大关系,也是两国资源禀赋差异和行业内技术差距的体现。中荷应进一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两国贸易持续增长,提升两国的贸易规模和水平,提高两国的贸易结合度。     

保罗·克鲁格曼的学术贡献述评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新贸易理论领域,他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假设引入新张伯伦模型和双头垄断政策分析模型,分析了产业内贸易的原因、福利效果和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可以作为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基础。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围绕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来研究,引发了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空间问题。他建立的中心—外围模型的空间经济研究框架,包容性较强,逐渐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准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与历史偶然性、理性预期、马歇尔外部性、城市土地价值、人力资本积累等相结合,可以解释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区、城市化等级体系以及区域专业化形成的原因与机制。     

产品内分工视角看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

产品内分工使得我国在世界的贸易处于重要的一环,劳动力的优势让加工贸易逐渐发展成为我国贸易的顶梁柱,也让我国的贸易出口额显得很庞大,甚至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对美国也有着高额顺差。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可以很好地解释这样的现象,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看到整个加工贸易的端倪。     

中日贸易关系20年回顾与展望

通过对近年来中日贸易发展状况的回顾与展望,可以判定两国贸易关系出现了新特点:贸易规模急速扩大;贸易收支渐趋平衡;日本更依赖于中国;贸易结构以水平贸易分工为主;受金融危机影响,中日进出口贸易额均大幅下挫,但表现出复苏征兆.准确及时地把握中日贸易关系的新动向,有助于我国政府制定正确的对日贸易战略.     

中日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199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达到 3 2 51亿美元 ,日本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其份额为 1 8.7% ,达到 60 8亿美元。从数字上看两国的贸易数额巨大 ,分别对两国的贸易格局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探讨中日产业间及产业内贸易的比较优势 ,对于两国今后的贸易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关于贸易活动的主要理论探讨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利益理论认为两国若实行完全专业化或局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 ,各国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然后通过国际贸易 ,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进口自己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 ,则两国都可以从国际分工——…     

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

在全球体系的视野中，社会学的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乃是社会学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乃是一种学术民族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外部效度问题成为“依附国”的学术群体所攻击的靶子。通过寻找和创立更具有效度的、更能解释本国实际的理论，学术“依附国”获得了独立于学术“发达国”的话语权利。这种类型的“本土化”，是合乎情理的。 　　从学术“依附国”内部的视野来看，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本土学者与海派学者之间所进行的学术资本和话语权利竞争的一种体现。     

明代中朝贸易及贸易中的相互了解

明代中朝两国的密切联系,带动了两国贸易上的往来。中国对朝鲜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明初的几朝,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则贯通有明一代。两国间的贸易,较好地解决了各自所需而本国又不能保证供给的问题,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使两国在贸易中得到了相互了解。     

西方贸易利益分配理论的流变及发展趋势

贸易利益分配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结合时代特点,从贸易利益来源、贸易利益分配主体和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贸易利益分配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拓展贸易利益分配理论,使其能有效地解释当前的贸易利益分配问题。     

数字鸿沟与贸易距离弹性：“距离之谜”的再探究

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为解释“距离之谜”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在Akerman的理论框架下分析数字鸿沟对贸易距离弹性的影响,并进一步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分析了其影响机制。之后利用WIOD2016版数据库2000—2014年42个经济体的数据,在数字鸿沟视角下采用引力模型研究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2000—2014年贸易距离弹性稳定在0.85左右,在分解数字鸿沟的影响后,贸易距离弹性总体降低了67.2%,这说明数字鸿沟的扩大提高了贸易距离弹性,从而解释了贸易距离弹性不随信息通信技术进步而下降的“距离之谜”现象。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扩大了贸易伙伴国的技术壁垒和市场差异,降低了双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最终作用于双边贸易,使贸易距离弹性增大。在替换因变量为增加值贸易、更换数字鸿沟衡量方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验证了数字鸿沟是21世纪以来“距离之谜”现象的成因之一,在数字鸿沟视角下对“距离之谜”做出新的解释。     

当代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及评价

国际贸易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奠定了主流贸易理论的基础，其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20世纪初，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禀赋”学说，这一学说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复苏和高速增长，国际贸易不仅总量急剧扩大，而且贸易形式及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并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之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非常活跃，主流贸易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本文将介绍当代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并做简要评价。…     

域外竞争、政治关系与国际贸易——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经贸往来受到双边政治关系和美国作为域外大国的竞争政策的影响,中美大国关系变化也会溢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本文利用中国和6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1995—2018年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中国、美国和沿线国"三角"政治关系及其互动对中国和沿线国贸易的复杂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和沿线国之间的高层互访和外交关系持续期均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但中美关系紧张会溢出到沿线国,抑制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美国在沿线国的较强贸易地位也会削弱中国和沿线国的双边贸易。作为美国域外竞争工具的对外援助和盟国对中国和沿线国贸易具有复合影响,接受美国对外援助的国家身份和盟国身份单独都会产生促进沿线国与中国贸易的贸易创造效应,但接受援助且是盟国的身份却产生贸易抑制效应。纳入中美关系变化的序贯博弈后,中美关系恶化使得中国和沿线国之间的高层互访对双边贸易的激励作用显著增强,且主要发生在美国贸易地位较低的沿线国;但中美关系恶化后,美国对外援助对中国和沿线国的贸易抑制效应却不明显,表现出域外竞争工具作用的复合影响及其在抑制中国贸易上的作用局限。     

天平的倾斜——中国对韩贸易逆差浅析

目前,韩国已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引人注目的是韩国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为数不多的逆差国之一,而且逆差持续时间长久且还有逐年扩大之势.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两国的贸易结构与需求结构、两国投资与贸易政策等方面,特别是从两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这一全新角度分析造成这种贸易严重不平衡状态的原因,并试图寻找相应的对策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促进两国贸易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1957年日本——澳大利亚通商协定形成史论

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贸易不平衡是1957年双方缔结通商协定的最主要因素。对澳贸易的巨额赤字,导致日本政府不断地向澳大利亚政府施加压力,最终使澳大利亚同意与日本进行贸易谈判。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双方终于达成妥协,签署了通商协定。该协定是战后日澳两国在经贸领域由敌对到友好关系的转折点。对两国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论唐宋时期往来中日间的“明州商帮”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彼此交往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特别是在唐宋时期，中日之间的交通贸易更加兴盛。此时的明州港成为对日交往的主要港口，一批以明州商人为主、以明州港为基地、以日本为主要贸易对象的明州商帮应运而生，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新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自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问世以来,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运用与新贸易理论诞生所伴随的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文在概述新贸易理论问世过程的基础上,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所探讨的某些领域进行了综述,包括中心—外围关系、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等。最后,作者就新贸易理论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作了评价。     

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与中日贸易模式——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与趋向

1990年代以来的中日贸易扩张 ,以两国极不对称的经济表现为背景 ,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显然并未妨碍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张。本文以非对称经济增长下两国贸易规模扩张为出发点 ,就 1 9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扩张的特征、基础、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 ,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提出如下看法 :( 1 )产业结构差异与产业竞争力差异是中日贸易扩张的基础 ;( 2 )目前的中日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李嘉图模式”特征 ,属于发展层次不同经济之间的贸易 ,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正在抬头 ;( 3)促使中日贸易模式变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禀赋变化 ,而在两国相对要素禀赋的变化中 ,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     

论美国贸易逆差

本文通过分析美国贸易逆差的历史演变和具体构成，揭示出：①贸易逆差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一国的国际竞争力；②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不能反映国家间的贸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