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Q正传》所想到的

鲁迅在《阿Q正传》里,专门写了一章:“不准革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当辛亥革命波及到未庄的时候,雇农阿Q决心去找假洋鬼子要求“投降革命”。然而挂着自由党徽章——“一块银桃子”的假洋鬼子,却扬起哭丧棒,大声喝道:“滚出去!”阿Q一生中,最伤心的事,     

两种棍子 一样作用

假洋鬼子手里有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的哭丧棒;“四人帮”手里拿着更多更大的棍子,这就是他们所开设的“钢铁工厂”的产品。虽然一为有形之物,一是无形的东西,但都可以打人,是专门用来对付革命人民的。 在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里面,“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八三页)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时,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阿Q,对革命也产生了“神往”,觉得“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于是,他第一个喊出“造反了！造反了！”     

也谈“假洋鬼子”的投机革命

鲁迅先生用他的《阿 Q 正传》,对辛亥革命时的浙东农村作了广泛深刻而传神的描写,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不朽的文学典型阿 Q。如果阿 Q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顶峰的话,我们还要说,在他的旁边还屹立着一座有相当高度的峰峦,它就是与阿Q 同生同长的,为阿 Q 所“深恶而痛绝”的假洋鬼子。(以下除引文外省称“假”)。在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不要当《阿 Q 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 Q 革命,     

琐谈阿Q的“革命”

阿Q是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里的一个主要人物。这篇小说以我国近代社会生活为背景,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和革命风貌。作品里的阿Q是一个落后雇农的典型形象。后来阿Q也曾有过反抗和革命的要求,可是由于投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并联合赵太爷、举人老爷、把总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逮捕、游街,终于阿Q又糊里糊涂被他们杀掉了。对于阿Q的“革命”,历来存有争     

“四人帮”与假洋鬼子——重读鲁讯《阿Q正传》

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了,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教导我们:“《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毛主席着重介绍了《阿Q正传》中“不准革命”一章,指出,有些人不准别人革命,“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今天看来,四人帮正是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正是揭批“四人帮”的一个要害问题。我们     

臆想最有害

国人有想当然的毛病。比如阿Q,看见吴妈多看了他一眼,他就想当然,认为吴妈一定有点“那个”的意思,结果吃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 近几年来,国门打开,我们蓦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好精彩:摩天大楼林立,街道上汽车如流。好现代化,好气派。于是,也就有了推理:人家一定家家住花园别墅,吃的山珍海味,假日里欢欢喜喜坐飞机出国去旅游。 这显然是以偏概全。 房改工作牵动了千万人的心。于是人们对房子关心尤甚。《经济日报》一篇《日本住宅建设》的文章,异常受人欢迎。然而,当读到日本住宅平均     

“剩下”的果实

桃子是一种我们在夏天可以经常吃到的水果，因为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所以它是许多人的“最爱”。然而就是这种酸甜可口的水果，却成了刘志现在最害怕见到的东西，甚至有人一提到桃子他就会肚子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拿来主义”与“食西不化”

8集电视连续剧《遵义会议》由中央电视台播放后,李德这个名字又引起了人们兴趣。这个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曾是红军以至中共中央的“太上皇”。当年,中国革命的前程就差点断送在他手上。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年共产国际并没派出这么一个“顾问”。《传记文     

爱心托起的希望——中国首位“希望工程”捐助出的研究生

1973年11日,张宗友生在著名老区安徽省金寨县一个叫茅畈的小山村,“金寨”五金又无银,是个名闻中国的贫困县。生长于斯的张宗友只得靠借贷求学。 一年又一年的借钱读书使本来贫寒的农家更是雪上加霜,张宗友要辍学了,为帮助这位农家子弟园大学梦,“希望工程”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张宗友又重返校园。高中三年,他身高长了十多厘米,体重却还下降了几公斤!他经常是在半饥饿状态下坚持学习,泡菜坛子是他“镇身之宝”。1992年,张宗友考入阜阳师范学院。四年后,自强不息的张宗友又如愿以偿进了南京大学深造,成为中国首位“希望工程”研究生。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革命

在我们所能有的价值命题中,用“革命 一词来概括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的内在律动与演进状态,应该说是比较恰切的。 “革命”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它是风云激荡,气象万千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程的主旋律。尽管“假洋鬼子”式的革命与阿Q式的革命不同,尽管“高老太爷”们眼中的革命与高觉慧们所渴望的革命有着本质的差异。但“革命”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观念中,黑白对立、泾渭分明的价值尺度,是二十世纪最鲜亮的精神语汇。     

党所领导下的“五卅”运动——纪念“五卅”运动35周年

“五卅”运动距今已有35周年了,在这35年中,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斗争,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正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不断革命的精神飞速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并积极为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五卅”运动,是中国人民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高潮。这次运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的革命的大风暴,成为1925年-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五卅”运动的规模和声势是空前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二     

论鲁迅的务“实”精神和求“是”思想

求“是”思想和务“实”精神,是革命者的素质与美德。任何一个“真实的革命者”,都应当而且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精神,都应当而且必须力戒说空话、办假事,慕虚荣,都应当而且必须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渗透着勤奋、毅力、智慧和科学。鲁迅,就是这样的“真实的革命者”。他有一种不懈的求“是”思想和坚韧的实干精神,他始终对生活抱着主人翁的态度,他永远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无论在什么     

曾国藩“汉奸”说质疑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影响较大的人物。在他死后的一百多年里,不同的阶级对他作出了不同的评价。由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挽救了清王朝的灭亡,保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提出了一套思想、理论。所以,被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描绘成可与“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相媲美的“中兴名臣”。被反动统治者视为“圣贤”、“楷模”。辛亥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满”宣传中,有人斥责曾国藩是屠杀同胞,不明民族大义的汉奸。抗日战争后期,曾国藩又一次被戴上了“汉奸刽子手”的“帽子”。新中国成立     

评阿垅的《诗与现实》

阿垅(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杰出的革命诗人和诗论家。在祖国大地阳光普照,他的才华如花怒放之时,由于一场意外的政治风暴,被他曾如痴如狂地憧憬着的革命加之以“反革命”的罪名,陷身囹圄,以至丧失生命。在今天,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平反,“七月派”又重新出现于人们眼前,自然,我们又读到了阿垅的诗。研究他的诗歌的文章也频频出现。但是,作为诗论家的阿垅却被忽视了。应该看到,阿垅不同于鲁藜、绿原、牛汉、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宋江“疏财”与林彪“给物”

《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以叛卖农民革命来换取皇帝“恩赐”的无耻奴才。然而,作者却站在颂扬投降主义的立场上,给他戴上了“及时雨”的桂冠。说他能慷慨“疏财”,“端的挥金似土”,常“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等等。乍看起来,宋江也真象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从“孔府”的血腥罪恶看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的反动实质

孔老二是一个逆革命潮流而动、拼命维护旧制度的顽固派,他的一生效力复辟,开历史的倒车。他的言行准则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在奴隶制行将     

“五卅运动”在河南

1925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革命的大浪潮,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前进,为消灭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在这场革命风暴中,全国各民族、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抛头颅,洒热血,向惨杀我国同胞的帝国主义作了英勇的斗争,谱写下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五卅运动”在河南,范围广阔,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不仅工人、农民、商人、士     

贫官也能“让人民满意”?

在“深圳法院系统掀起反腐风暴”的新闻中,有一个小标题特别扎眼:“人民满意的好法官”被“双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不解,一个“人民满意的好法官”,怎么会被“双规”?如果他是个“坏法官”。人民就不会“满意”,既然“人民”已经“满意”,他就没有理由被“双规”。到底是有关部门不该“双规”?还是人民不该“满意”?     

也谈对阿Q“革命”的认识

《阿Q正传》从第七章起,用三章写阿Q的“革命”问题。于是,怎样看阿Q的革命,他的思想性格前后是否一致,便成了众说纷纭的问题。一九二六年,郑振铎就提出疑问:“象阿Q那样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见《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郑振铎将阿Q的“革命”完全理解成了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这完全误解了鲁迅的创作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