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安世高译《七处三观经》平行梵本残卷跋

本文对阿富汗新出土的安世高译《佛说七处三观经》的一个平行梵本残卷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将梵本、巴利文本与汉文本中的一些词汇与句式进行了对勘,从而说明了此残卷在佛经翻译史研究等方面的意义。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西方净土十疑论》略注本考释

本文刊布了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西方净土十疑论》略注本的录文,指出此本是根据宋沙门澄或《净土十疑论注》翻译而成,并依照汉文本,对西夏文本进行了翻译和注释,目的是为西夏学界研读西夏语文以及佛学界研究净土宗在10-4世纪的传播提供参考。     

文本的命运(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考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对其思想的准确理解与把握离不开对其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及版本源流等方面所作的考察和辨析,这也是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本文根据翔实的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动态,梳理了这一文本原始手稿的保存和归档情况、从零散刊布到全书出版的过程、《费尔巴哈》一章的不同版本以及MEGA2的编排设想和编排顺序,并阐明了笔者对于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之间关系的理解。     

文本的命运(下)——《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考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对其思想的准确理解与把握离不开对其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及版本源流等方面所作的考察和辨析,这也是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本文根据翔实的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动态,梳理了这一文本原始手稿的保存和归档情况、从零散刊布到全书出版的过程、《费尔巴哈》一章的不同版本以及MEGA2的编排设想和编排顺序,并阐明了笔者对于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之间关系的理解。     

《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16世纪初年,朝鲜文人(李朝时期)已经知道著名元杂剧《西厢记》。到了18世纪,文人们对《西厢记》故事已非常熟悉。韩国收藏的《西厢记》的汉文本和韩文本很多。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评价褒贬不一,贬之者视如灾书,褒之者奉为奇书。不少文人对《西厢记》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派往中国的使臣和历代少数留学生及书商,大多数朝鲜文人没有机会观看中国的戏曲演出,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数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因此对中国戏曲的理解难免会有错误。他们始终将《西厢记》当作案头文学来阅读。《西厢记》曾对朝鲜的文体文风产生过影响,一些文人还模仿它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     

西夏文《〈自在大悲心〉、〈胜相顶尊〉后序发愿文》研究

天盛元年(1149)西夏仁宗御制的《自在大悲心》与《胜相项尊》后序发愿文存夏、汉两本.本文通过与汉文本对勘,对西夏文本发愿文进行全文释读.两种文本的同题发愿文与同本异译的夏、汉两本《自在大悲心》与《胜相顶尊》译文风格不同,可以初步认定西夏文本发愿文是汉文本的节译本.对此发愿文的释读在复原汉文本发愿文过程中具有文献学价值,与汉文本对勘则具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     

日本馆藏刘向《说苑》版本及流布情况

刘向《说苑》早在飞鸟奈良时代就传入日本,作为贵族学习、日讲经筵的重要书籍之一,至今已有近1400历史。日本馆藏刘向《说苑》的《群书治要》中的版本、《历代故事》中的版本是中国国内没有的,明刻楚府本、永乐丙申本、何本、程本等为国内善本,还有日本人关嘉《说苑纂注》、桃源藏《说苑考》等专书研究著述,这些材料一方面使得《说苑》珍贵版本得以保存,另一方面有益于补充了中国国内刘向《说苑》研究。     

西夏文医方《敕赐紫苑丸》初探

出土于黑水城的药方《敕赐紫苑丸》有夏、汉两种文本。与汉文本主要记录药方的配伍组成不同,西夏文药方还囊括了主治病症、多则医案以及各种病症的不同服药方法等内容,这是目前所见同系统“紫苑丸方”中时代最早、记载病症最为详尽的一个文本。经详细考证,药方中的东宫司直非西夏职官,应是唐代职官,此方汉文原本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本文首次对西夏文《敕赐紫苑丸》进行了全文的介绍并作翻译、校注。     

现代专科(翻译)词典的释义系统——谈王宗炎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

一门知识就是一个系统;但是,一部专科词典往往要把知识系统中的一个个术语概念作为个体分解出来处理,按其语音或笔划的顺序来排列和解释。术语个体与原知识系统的这一脱节现象,是词典学理应解决的矛盾。考察国内已出版的12种语言学专科词典可知,有意解决这一矛盾的词典是极少的。其中,《俄汉、汉俄对照语言学名词(初稿)》、《英汉语言学词汇》、《日汉语言学常用词汇手册》、《多词对照语言学词汇》这四种,都是不同语言间的语言学词汇对译,所选词条的学科覆盖面较广,但未能涉及语言学各分支学科中较精细的知识层面,而且没有释目语,不在术语释义词典之列。     

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的崛起

见于记载的纳西族作家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明帝时(公元七四年)的《白兰歌》三章。这是纳西族先民白兰王盘木唐取用纳西古语写以奉献汉皇朝的四言颂诗,共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见《华阳国志》)其中九十余字与近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但是,其后在晋隋唐宋元诸朝,却旷代无人,直至明代才首次出现了用汉文创作的木氏作家。就从那时开始,纳西族作家文学带着它自己的乡土特色而崛起,纳西族作家诗人迭出,继代不衰。     

中古史家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

采摭诗文入传是史书中常见的传记文本的书写方法。自《史》《汉》以来,存在着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是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史家的采摭往往确立了文学文本的经典地位,并以之为媒介继续传播。采摭诗文入传的意义在于:诗文入传构成传主形象书写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点自《史》《汉》以来莫不如是;诗文发挥文章的政教意义;诗文作为文学文本往往确定传主的文学家身份;采摭诗文入传发挥了保存一代文章的特殊功能。     

康梁党人刊布“光绪杀袁遗诏”的历史背景——兼论“遗诏”的真伪问题

光绪帝死后,载沣摄政。康有为梁启超等全力以赴推动载沣杀掉袁世凯。载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罢免回籍后,康有为梁启超党人为了推动载沣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的惩治行动,大力制造攻击袁世凯的舆论,在其掌控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和上海《时报》刊布了"光绪杀袁遗诏"的内容。"光绪杀袁遗诏"说流行甚广。康梁党人刊布的"遗诏"出现最早。其后流传的各种"遗诏"版本,或照抄康梁所刊布的遗诏,或在内容上与其相似。康梁党人的"遗诏"是有目的地炮制出来的。"光绪杀袁遗诏"没有实物为证,不可信。     

清代地方志中的《唐蕃会盟碑》汉文文本及其价值

见证汉、藏两族历史友谊的“唐蕃会盟碑”,至今已存一千一百多年,但碑刻的铭文已缺失严重,无法识读。清代地方志中保存了两份“唐蕃会盟碑”文本,是时人据碑刻西面右半部分盟约的汉文而录。这两份文本虽有缺陷,但对解读今天弥漫不清的碑文仍有重要的价值,对研究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

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辛文房《唐才子传》及清《全唐诗》等皆云:岑参,南阳人。这是据岑氏先祖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为南阳棘阳人,后世乃以郡望定属。岑参祖辈不居南阳棘阳已数百年,说是南阳人,与实际相距过远。《法苑珠林》、《大清一统志》则云,岑参,江陵人。自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主江陵说后,国内风从,遂成定论。岑氏之入江陵,自岑善方始。善方孙文本自江陵归唐,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译释

文章首次公布了西夏文德慧译本《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并提供了全文的录文、详细的解读和注释。通过与现存黑水城出土汉文本的逐字对勘,知晓了西夏文本当是依照汉文本而译,这一事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夏时期某些译自梵文的番、汉两译佛经的翻译程序。同时,借助同时代精准的汉语译文,我们也可以对西夏字词的用法有更深入的了解。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李贽汉史批评述论

李贽《藏书》中充分展现李贽史论及其历史批评的精髓,他以原情论势的方法对汉史文本《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观点予以驳议,以全新的价值观对汉代历史人物作出评断,不以成败论英雄。李贽在精研汉史文本的同时,《史记》对其著述在叙述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蓟汉”解

章太炎（1869—1936）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初名学乘,字枚叔,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之为人,改名绛,又名炳麟,别号太炎（按：顾炎武初名绛）。他还曾用过几个笔名,“蓟汉阁主”是其中之一。1899年章太炎在《清议报》上首次以“蓟汉阁主”为笔名发表《儒冠》一文,同年又以此为笔名在《亚东时报》上发表《游西京记》和《今古文辨义》等文。1914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时,将其寓所名为“蓟汉章寓”。章太炎还以“蓟汉”名其著作,有《蓟汉微言》（1916）、《蓟汉昌言》（1935）、《蓟汉闲话》（1936）等。看来,章太炎对“蓟汉”二字是有所偏爱的。也正因为他对“蓟汉”的偏爱,他晚年的弟子们称其为“蓟汉大师”。那么“蓟汉”二字作何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