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批判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经历了从进化论文学批评观下的多元化批评,到以现实主义模式独尊的阶级(政治)论文学批评观,再到以社会政治为主导的多元并存的文学批评观的曲折变化历程。这一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化层次的文学批评道路,有着历史历程碑的重要意义。但这种严重倾斜到非文学的社会立场之上的文学批评观,在文学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上是颠倒、错位的,导致了一系列批评观念的偏误,需进行严肃的辨析和批判。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作协批评的衰微与其他诸种批评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作协批评,而到了90年代则出现了新格局:作协批评逐渐走向衰微,而学院批评、媒体批评和其他诸种批评迅速兴起。通过梳理这一变化,本文认为,文学批评今后会进一步走向多元互补格局,而在这一格局中作协批评仍会占重要一席。     

应当重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建设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几位前辈学者就建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陆续出版了几部颇有见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但它们大都只是从先秦诸子的文学见解,论述到清代各种流派的文学主张与理论批评活动。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情况,往往只字不提。“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也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是为了总结、整理与继承这方面的遗产,为建设具有中国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批评的“接地性”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践行路径

批评的"接地性"问题,是针对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空泛化这一话语症候而提出的。民族文学批评空泛化主要表现为:一、理论与文学文本的错位;二、文学批评的泛文化性与文学审美特性的错位。现象批评是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接地性"的基本要求,也是重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前提或基础,避免使这一本土话语流于纯粹的公式化或口号化,亦契合"理论之后"文学批评的基本走向。     

多元社会中的文化批评

多元社会中的文化批评张隆溪作者在香港《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６年２月号发表文章介绍，１９９５年２月号《十一世纪》在“评９０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题目下，发表了赵毅衡和徐贲讨论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当代理论之间关系的文章，接着又在４月、６月和１０月各期发表了张颐...     

论文学编辑批评的作用

文学编辑批评虽然早已有之,但是真正形成一种比较独立的批评现象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文学编辑批评可以沟通作家、作品、读者、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映社会和读者的各方面要求,引导新的文学潮流和趋势,更新文学理论和批评模式,促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繁荣我们的文学事业。文学编辑批评还有待进一步引起文坛的关注,以真正提高它的水平,发挥它的巨大作用。     

论原型批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70年代主要在台湾译介和传播，在大陆则主要是在八九十年代。作为新时期引进的众多西方当代文学批评之一，它在我国文学研究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生态批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自然生态新纬度

生态批评就是探讨文学作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批评，是向自然生态延伸的文学批评的新视野。20世纪以来，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非理性转向”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而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却使文学批评因脱离实践而悬浮于现实空气稀薄的高空，失去了坚实的实践大地。它们虽然各有所长，但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批评盲区——自然生态世界。这使它们在对反映生态环境问题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力不从心。生态批评主动挑起了探讨文学作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重任。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自然生态新纬度，成为当代文学批评新的源头活水。     

式微、抵抗与坚守——20世纪90年代批评转型视野中的审美批评

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面临着范式的转型,审美批评从20世纪80年代一种理想的批评范式沦为多元批评标准之一元.这当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样式发生改变有关.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的兴起与审美批评逐渐式微是相伴而生的.审美批评往往被作为抵抗批评退化的武器.在审美泛化的背景下,审美话语和审美批评常常被溶解到其他批评话语之中.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批诚挚的作家,他们一手搞创作,一手作批评,努力坚守着文学批评的审美精神.     

"批评工程"与"批评之罔"

针对一般理论对批评自身的历史性缺乏反思的"批评之罔",新历史主义论证并实践了其"批评工程论".它盘诘批评语境的合法性并将批评活动自身"事件化";它考察批评的"划界"本质及其参与"社会能量流通"过程所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它强调批评活动构造和体验"不同版本历史"的实质并追求文学批评的"横向超越".这对我们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进行批评定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谈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

对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认识,目前文艺理论界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即使对普遍引起重视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理解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应侧重社会批评;有的强调艺术批评;有的提倡既要社会批评,也要艺术批评;有的主张二者的统一。(见吴元迈《关于文艺批评的随想》载《光明日报》《文学与艺术》306期) 我认为只有从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意义上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观点才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本文将就什么是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客观性与阶级性、时代性的关系试作论述。     

历代庾信批评述论

庾信批评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此后代不乏出,形成了体系,此一体系又因着不同的时代背景或批评者大体体现为宇文逌的肇始、隋唐学者文人对庾信的毁与誉、两宋庾信批评的平静状态、金代的庾信批评、明代双向度的庾信批评、清代庾信批评的阶段性,以及现、当代庾信批评对古代的“重复”几个段落。历代庾信批评明显地展示出两条纵线平行前进的图案。即自宇文逌之后,对庾信批评基本是沿着隋唐开始的毁与誉两条线上平行推进。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是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性人格标准及“文如其人”的文学批评模式所致;第二,与中国古代传统重实尚用的文学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第三,与中国古代传统以艺术直感体认为主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因此导致的文学批评之笼统性、模糊性特征有密切联系。     

批评家：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结合，是批评家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在这种状况下，必须认识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差异。中国的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的兴起具有本土文化语境与西方理论影响两个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本土现实的挑战是更为根本的。     

钱杏邨与早期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概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这段时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它直接地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相联系,是“革命文学”论争这一文学思潮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具体反映和实践。后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克兴等人与太阳社成员钱杏邨、蒋光慈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倾向。其中,钱杏邨的文学批评活动最努力。钱杏邨写下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两卷和《文艺批评集》一册,译介、研究外国文学的《力的文艺》一册,使他成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的主将。     

多元批评语境中的社会历史批评

在当下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共存的语境中，社会历史批评已失去了往昔的主导地位。由于社会历史批评符合中国人深层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状也依然吁求社会历史批评的介入，社会历史批评虽然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种种局限，但仍是解释与判断文学现象时不可或缺的一种思路与途径。     

今天我们如何做批评

在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占据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今天,如何做文学批评是很难的。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起到文化建设的作用,必须是求疵的而不是寻美的,是对话的而不是独白的, 是系统的而不是片面的。就儿童文学批评而言,寻找批评的新资源,坚持批评的品格和避免“伪命题”是当务之急。做到了以上几点,文学批评就会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就会在文学发展与和谐的文化生态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批评是一门科学——关于文学批评的几点意见

文学批评本来是一门严肃的、讲道理的科学。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在开展文学批评时往往科学性不足,任意性有余,造成了文学批评的混乱,对此很有必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首先,谈谈“批评”与“科学”这两个词的定义以及文学结构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批评”是批评家的工作,是对文学、艺术等作出判断的技艺。科学乃是通过对事实的观察、验证而获得的系统的、公式化的知识《包括道德、政治、自然等)以及对此知识的研究。这里所谓的公式化就是规律。我这里所说时“批评是一门科学”,是因为“批评”包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考证并作出明确的判断;而且从中获得系统的、规律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及其研究就是科学。     

茅盾:建构自成体系的“历史——美学”批评原则

作为一位具有丰富革命阅历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文学批评家,茅盾具备一般批评家难以得到的独特素质;洞察社会生活底蕴的革命胆识和探寻文学作品奥秘的艺术悟性,因而其文学批评观就见出独树一帜的品格。从其独有的生活与艺术素质出发,我以为茅盾的整体文学批评意识是纳入“历史——美学”的批评法则范畴之内的,这是这位批评家文学批评观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他为新文学批评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之所在。探究茅盾建构自成体系的“历史——美学”批评原则,可以追溯到其文学活动的源头。茅盾从事文学批评,一开始就视野开阔,志向不凡。“五四”初期的国内文坛,用茅盾的话说“简直寂寞到极点了”,“不特无真正的批评家,连被批评的材料都没有呢!”但茅盾看到,“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相辅而进,批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