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学中“复义”的七种类型

汉语诗学中＂,复义＂既是一种独特的修辞技艺,又与＂诗无达诂＂的解释学传统关系紧密。本质上讲,文学中的＂复义＂现象根源于人类生活的错综复杂与辩证运动。本文将汉语诗学中普泛的＂复义＂现象大致分为七类,并结合具体的诗例,以说明何为汉语诗学中的＂复义＂以及每一类型＂复义＂的根本特性。     

现代诗学传统视阈下的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建构

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已经形成传统,无论从诗学的历史承继,还是从诗学本身来看,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种传统的定型,主要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反思精神品格的确立,即延安的现实主义、"七月"的浪漫主义和"九叶"的现代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主要是在反思中得以完成的;二是在于现代诗学话语的成熟,1940年代是一个理论自觉的年代,也是一个诗学高度融合的年代,在这种背景下,三大诗学都各自形成了自足的话语表述体系.     

俄国象征主义诗学语境下的暗示观

“暗示”这一诗学观念与象征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俄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中,暗示性作为象征主义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是在象征理论体系发展中产生的。暗示性是象征艺术的主要表现手法。象征观念的精神性以及文学的象征表现手段正是通过暗示性得以呈现。通感作为暗示的表现形式,表现为非理性和神秘主义的现代性精神诉求,暗示了诗人与自然、宇宙以及理念的感应,构成整体性的象征活动。音乐性深化了象征的暗示性功能,表现了象征主义诗学的形式美学倾向、强化了诗歌语言的音响化诗学张力。     

论儒者的诗意工夫——以邵雍《击壤集》为例

邵雍击壤体为道学诗之代表。击壤体的诗学价值在于将诗言志的儒家诗学传统,发展为诗意工夫。诗意工夫具体展现为洗心沉吟、寡过自吟、知音和吟三个阶次的工夫操作方式,通过此三阶次的工夫使沉默世界得以语词呈现,经语意澄明而得以语句共振,从而形成以美为中心概念的“美[善(真)]”或“(真)美(善)”合一的清吟雅话。     

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诗学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西方和前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浸润下,尤其是从"左联"革命诗学和毛泽东的<讲话>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而生成的.它既发挥了革命诗学的"理知主观"之长同时又吸纳了"客观写实"之优点,其理论构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诗中的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其身上凝聚着两极对立中的审美偏移倾向;二是主观的楔入,现实主义诗学内在张力的凸显;三是对情感的肯定与认同,呈现出现实主义诗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学的主体核心部分即训谕性也就是主观的人文理解要远远偏重于客观的真实性.这是延安诗学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诗学的迥异之处.     

理想的诗歌:中国非虚构诗学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反动——评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

本文就宇文所安重要诗学理论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书中提出的“非虚构诗学”命题的提出、论证、实践以及存在的问题展开全面、详细的论述,指出,宇文氏中国传统诗歌“非虚构诗学”的假定更多基于中西诗学的比较策略,以推举出中国传统诗歌为理想的诗歌,以此颠覆西方虚构诗学传统,但这一命题如回到历史语境中考察,仍有诸多不确之处.     

比较的认同与"出位之思"--从叶维廉的《中国诗学》看比较的方法论

文化认同作为比较诗学的研究命题,界定在世界文化的背景里,目的在于寻找中西文学共同规律.对民族文化的真相与价值的认知,是比较诗学的研究关键.按照叶维廉先生的研究理路,语言不仅是民族各自美学表现的问题,更涉及其背后的自然观、宇宙观,亦即哲学态度,把它置放在文化这一方域里,认同比较的过程还牵扯到对不同文化历史的认知筛选过程.因此,对中西诗学的比较,其本质与要义是对两种诗学理论与审美的融会及延伸.     

论近藤元粹的中国诗学批评

日本汉学家近藤元粹对中国历代诗学颇有研究,编辑评定了<萤雪轩丛书>以及部分名家诗集,总体诗学倾向是崇尚唐宋,贬斥明清.论诗主张以冲淡蕴藉为主,时出清警雄浑之语为妙,重视性情、韵味和学古.其评点形式多样,个性鲜明,对当下的诗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李慈铭诗学理论发微

李慈铭以诗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于诗学用力甚勘,用思甚深,在成丰、同治年间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李慈铭诗学的主要内容,是以"陶冶古人,自成面目"为根本宗旨,以王士禛和明诗为取法途径,以重估经典为锻炼方法,在诗学的多方面作出了许多饶有新意的思考.     

二十世纪社会学方法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批评

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几乎是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在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社会学批评方法是对之作出批判的.社会学批判,直接导致了俄国形式主义在其发源的国度内被封杀,同时也在对布拉格学派的否定上体现了出来.从巴赫金的论著中,可看到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所受到的社会学批评.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虽体现了当时的理论面貌,但也存在概念混乱的情况.第一,此书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兼顾对形式主义的批评与矫正简单化批评.既然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那末自然也会坚持反映论的文艺观,进步在于,巴赫金使之多层次化了.第二,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的关系.俄国形式主义将诗学分为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巴赫金将这两者间的关系给搞糊涂了.理论诗学、文学史、历史诗学这三个概念也被巴赫金"中介"论的辩证游戏给搞混淆了.这样,巴赫金所打通了的理论诗学、文学史、历史诗学这三项,就都被否定了.理论诗学的来源有二:一是来自现实的文艺运动以及过往历史中的文学史,二是来自其他意识形态部门.理论诗学自然也处于变动中,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动而造成的不同意识派别的兴替,使得它们向着理论诗学衍生过来的态势产生了变化,用句通俗的话说,即造成了立场与视角的不同.值得提出的是,现实的文艺运动的发展也会产生出属于文艺自身的问题.第三,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有四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批评其语言学取向.二是批评其否定的方法.三是批评形式主义的体裁观.四是批评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有击中要害的地方,也有与事实不甚相符、甚至距离较大的地方;他的意见有可取的,也有错误的.抽象的文艺概论式的研究是没有前途的,必须从具体的作品、从历史的丰厚沉积中提炼概念,才能有创见.巴赫金深入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出"复调小说"概念."从历史中提炼出狂欢节化"这个概念.从抽象的文艺概论式的研究中摆脱出来后,巴赫金的才能便得到了发挥,以这两个有一定创见的概念引起了西方文论界对他的注意.布拉格学派正是沿着俄国形式主义的上述理论发展趋向,而引出内容与形式的"综合"说的.康拉德对上述"综合"说作了批判,他的社会学立场比较机械.社会学批评与结构主义相比,所注意的确要宏观一些,对深入到系统内部的微观方面有相当程度的忽视.然而,将这种区别简单地概括为一般与个别的差别,则是不科学的.     

俄罗斯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概述

维谢洛夫斯基.亚.尼是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和历史诗学的奠基人。他把历史诗学的研究推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提出的建立历史诗学的任务和方法对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现代文艺学和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俄苏理论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辨证、从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到注重理论本身价值的过程。     

袁枚与吴镇的后期交往及论争考辨——兼及乾嘉文坛的诗学理论和儒佛信仰之争

袁枚与当时西北诗人吴镇的交往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二人诗文往来,关系融洽.但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人在张晋和许珌诗作是否入选《随园诗话》、如何对待生死两个问题上意见不一面发生论争.这场论争影响了二人的融洽关系,还涉及到乾嘉时期诗学多元化格局和乾嘉文人的信仰危机.乾隆六十年(1795),吴承禧代父作祝寿诗祝袁枚八十大寿,二人关系得以缓和.随后,吴镇两次拜访袁枚于随园,二人尽释前嫌.厘清袁枚和吴镇之间的交往事实,特别是辨清二人论争情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乾嘉文坛的认识.     

试论严羽诗学的审美意味

严羽是南宋著名诗人,在诗学理论上亦成就斐然.他的诗学主张主要体现在其专著<沧浪诗话>一书,内容大致涵盖四个方面:对诗歌艺术的总体认识、艺术风格和体制特征、艺术表现方法和技巧、诗的批评标准.其诗学的审美意味体现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荃的理论基调;诗道在妙悟的审美取向;诗而入神的审美追求;崇尚"优游不迫"、"沉着痛快",主张艺术风格多样化.     

诗学典范的选择与宋调的发轫——论天圣至嘉祐的诗学沿革

北宋文人的诗学典范经历着不断的选择和不断的否定,诗学理念与审美追求也经历着不断的兼容、会通、修正、转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矫枉过正。天圣至嘉祐诗坛以韩愈和杜甫为诗学典范,又批判地继承了西昆体诗歌,吸取了其"尚学""尚雅"之诗学观以及一些诗歌特质,并用古体诗的"气格"及"以文为诗"的方式加以矫正。天圣至嘉祐诗坛对于诗学典范的选择及其诗学沿革,与宋代诗学"尚意""尚健"诗学审美观的形成,与北宋诗歌题材、文体、艺术、语言的革新以及宋调的发轫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新俄国文论的走向概评--兼论文化诗学的基础构建

新俄罗斯复兴以来,文论界的文化学研究十分盛行,对传统文艺理论的冲击非常明显。俄罗斯文艺学继续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的"文化诗学"的走向。俄罗斯文论家看重和强调文化诗学的宽容性和兼容性。俄罗斯文化诗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跨学科倾向,同时也典型地体现了俄罗斯文论家的人文思维特色。文化诗学不同于文化哲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具有审美意义的文本;文化诗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具有相应的审美形态。文化诗学的构建有赖于比较诗学的发展,而文学翻译和文论翻译又是比较诗学重要和必需的基础。     

断代诗学的突破与重构——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

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通过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倾向的"七月"派诗学和"九叶"派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形态、内涵、价值,以及相互间并峙、互补关系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地把握上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的观念、思想与精神,在断代诗学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之意义。     

印度诗学对泰国诗学和文学的影响

泰国文学传统中存续着丰富的印度诗学元素。印度巴利文诗学理论是泰国诗学的本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味论和庄严论。印度诗学的部分原理在泰国被接受并对古典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是基于印、泰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相似性。两国诗学的相异特征则体现了民族审美经验的差异,以及泰民族在吸收异质文化过程中对原创诗学的分解、融合、改造和发展。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贡献

学术界许多论者以“和”或“道”作为诗学传统核心进行广泛论述。其实,“和”是哲学或伦理学传统,而非诗学传统。中国是由“和”的哲学方法论才引申出“雍容典雅”的诗学传统。刘勰初步认识到“经”与“诗”、政治哲学与诗学不能混同,从而把中和哲学观转化为“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在“雍容典雅”诗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刘勰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认识这一点,对文学理论在向现代转化中如何处理诗学对现实的关怀,使其具备人文品位,有着重要意义。     

"同光体"诗学的政治意识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理论,在源头处就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两重性: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并生关系.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诗缘政"等观念,就成为中国文学发生或解析的重要维度.本文以晚清至民初的宋诗运动(又称"同光体"诗学)为考察对象,简要勾勒该派诗学所表现出的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脉络.简言之,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过文学表达对政治的想象、期待以及挫折,客观地再现了此时作家的心路历程.     

新月诗人群的跨文化身份

新月诗人群的欧美留学身份和他们崇尚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特征,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坚持,使他们在中西文化及文学的传播中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跨文化身份,这一身份直接影响了新月诗人群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守成和对西方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诗学的兼收并蓄。新月诗人群完成了五四中国新诗学的第一次中西诗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