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图强而速患”的悖论——以农民抗捐税斗争为中心

清末十年,伴随清政府新政的日益展开,农民不仅承受极其沉重的捐税负担,而且遭受官绅敲骨吸髓般逼缴和剥削,必然对新政持反对态度,进而接连不断地掀起抗捐税斗争。农民抗捐税斗争对新政造成严重的冲击,大大动摇和瓦解了清朝统治,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恶性互动的集中体现。进一步考察,则反映出作为清朝图强之举的新政逐步沦为“速乱之导线”,时人所忧惧的“图强而速患”实难避免。     

清末西藏新政失败的主观原因探析

清末西藏新政是清政府为巩固在西藏的主权而开展的一场改革运动,试图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上改造西藏社会,以求加强统治,抵制西方列强的觊觎和分裂。满汉统治者的文化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藏民族、藏文化的偏见和歧视,使得多数新政措施脱离了西藏的实际,加之新政排斥和拒绝西藏地方人士参与决策,决定了清末西藏新政失败的命运。     

清末新政矛盾新探

清末新政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历来学者多有论述,然而在全面分析的同时,尤其应重视如下两个方面的突出矛盾:一是改革者自身的矛盾使清末新政运动由始便陷入困境,二是进一步激化的新矛盾如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等使新政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再次审视清末新政的矛盾之时,我们发现困境中的改革与改革中的困境作为两大矛盾主线使得这场新政运动在最终自身瓦解的同时也使清王朝走向了终结.     

清末新政十年间工商业的发展——以山东济南为例

工商业为工业和商业的统称。清末十年,在全国新政的浪潮中,山东实行的新政颇有成效,济南开埠可以说是山东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政中,胶济铁路和济南商埠开设促进了济南工商业的发展,一大批近代新式工商业开始出现,对济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济南由传统的政治消费型城市向现代工商业新城转变,济南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逐渐成为华北的经济中心之一。     

清末新政中存在的矛盾及其对后来的影响

近年来一些史学研究者以西方自由主义现代化史观对清末新政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颇有为新政翻案的意味。但是清末新政中的一些关键性矛盾却是它本身不可能回避的硬伤 ,即使没有以后的辛亥革命 ,新政也会因为这些矛盾而使自己走向成功的机会交得渺茫 ,而且因这些矛盾始终未能很好解决 ,这对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起了长久的影响     

三十年代美国“新政”经济学评介

1933年起美国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新政”经济学是指作为罗斯福“新政”理论依据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一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空前严重和传统反危机措施的无效,使得一些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着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抑制住危机,使美国经济状况好转。对此,当时显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     

罗斯福新政与美国农业现代化及其启示

罗斯福新政是和平时期政府对经济实施的大规模干预.新政所实施的农业调整措施.在农业的电气化、机械化、农村通讯和农业农村的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农业的现代化.罗斯福的这一做法对中国推动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启示: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在区分物品种类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不同的支持措施.并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

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庆历新政的成败得失决定了以后宋学精神的发展.庆历新政不仅是熙宁变法的先河,而且由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确定了二程洛学的发展方向.     

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

鸦片税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财政基础 ,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收日渐式微 ,新政的财源也日趋减少。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 ,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 ,官界非议和知识界的责难交互影响 ,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 ;下层民众因新政筹款和禁烟财政抵补 ,群起反对兴学、警政、户口调查等新政举措 ,酿成风起云涌的民变风潮。晚清人士对新政的认知和评价趋于低调 ,根由均与清末财政困境有关。     

清末“新政”：一场真正的法律革命

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以前,清王朝在其最后11年中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史称“清末新政”。虽然“新政”改革最终由于辛亥革命而中断,但从法律发展史角度来看却引发了中国传统法制的深刻变革,“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把长期形成的典范(范式)变为不同质的外来典范”。清末新政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新军编练与新疆辛亥革命研究

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掀起编练新军的热潮,地处西北一隅的新疆编练成暂编陆军第35协和伊犁混成协两支新式陆军。新疆新车编练过程中存在诸多的掣肘性因素,成军历程曲折繁杂。新疆编练新军成效显著,其内部机制展现其现代化特征,成为清末新军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新疆新军编练对于辛亥新疆时局影响至深且巨。     

现代化视域下近代内蒙古社会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地处北疆的内蒙古社会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日俄势力的渗透和挑唆,加深了内蒙古地区的危机;社会的动荡不安,加深了内蒙古的落后局面;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内蒙古地区,使内蒙古由蒙古族游牧社会逐渐向蒙汉杂居、农牧并存的多元化社会转变。在清朝推行"新政"的形势下,为振兴蒙古族、救亡图存,内蒙古地区也开展了图强新政,开启了内蒙古的现代化之路。     

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

庚子年,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因在"废立"等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产生积怨,欲借助义和团仇洋排外,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形势下,对义和团"神道灭洋"不仅表示认可,且欲加以利用。清廷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引起其他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危机因"庚子事变"而加剧的状况。     

论清末农业政策的近代化趋向

新政期间 ,清政府推出了“振兴农务”的新政策 ,并出台了一系列政令或措施 ,如农务行政机构专门化、引进近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放垦及奖励公司等。这些作为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制度供给 ,显示了政府在政策制定的目标和视野上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方面标志着国家干预经济方式的改变 ;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国家在组织和发挥农业生产方面职能的进化 ,是国家对农业管理的开端 ,符合时代之需要 ,因而构成了中国农业经济近代化及农业经济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改造——以清末新政时期山东城市宗教空间改造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以西方及西方化的日本为模板进行全方位的改革。面对隙地无多和财政窘迫的现状,政府多采取征用"他者"建筑的办法筹备新政事业的基址。被征用的空间以庙宇等宗教空间居多,因为在维新改革的清末新政时代,它既"危险"又"无益"。这种城市空间的征用以现代化为名义,国家权力扩张和现代性诉求相互纠缠其间。城市空间的改造致使原有的城市空间逐渐被侵占,新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城市空间不断涌现,逐步替代了原有城市空间并实现了城市功能的转化,初步完成了城市的现代转型。     

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及其解决——图式理论的视角

本文运用文化图式理论来跨学科地对农民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冲突进行分析。认为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两种异质文化的文化图式冲突所导致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在城市中会积极通过对异质文化的认知、学习及经验习得过程,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的文化图式,通过自身文化图式的重构来克服这种文化冲突,从而真正完成其城市化的进程。     

清末外蒙新政述评

20世纪初 ,面对外蒙古地区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深重的边疆危机 ,清政府在当地推行“新政”。库伦办事大臣辖区的新政进展较大。外蒙古新政是当时中国社会近代化运动的一部分 ,但它激化了社会矛盾。     

俄国农民外出打工与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俄国城市化水平取决于农民迁移的方向和规模,农民外出打工和转入城市等级问题是理解俄国城市化的关键所在。俄国农民向城市迁移的进程缓慢的原因很多: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身份证制度严格限制了所有人的迁移,尤其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村社制度通过连环保义务有力地约束了农民的出行,农民必须服从村社的监督;农民在经济上和血缘上与农村保持着天然的联系,一般将外出打工视为权宜之计;外出打工既冲击了村社的宗法制度,又有强化农民经济、延缓农民分化的作用。     

冲突与博弈:清末政治变局的另一视角

清末十年,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大势力角逐于中国政治舞台。革命派与立宪派相互冲突抵牾,又从革命与立宪两个方面左右夹击清政府。清政府欲避免革命,则不得不立宪,遂与立宪派有相呼应之势。但清政府之立宪,昧于大势,反应迟钝,且力图在政治变革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立宪派于失望中日益分化、倒戈,清政府成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在此格局中,每一方的动作,都对其他两方造成影响,三方形成冲突与博弈的复杂关系。大致说来,革命党的每一激烈举措,必然推动立宪主义向前推进一步。而凡是清政府对于立宪消极应付,立宪主义遇阻,革命主义则必然前进一步。最后打破三方博弈格局,使历史天平倒向革命一方的,既不是革命风潮,也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自身。辛亥年(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不过是易千年之帝制以共和的历史因果长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辛亥革命"一词中的"革命"二字,也应从"改革"、"变革"的含义上去理解更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