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思考

重视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对加强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国家行政机关作为表现国家意志的机关,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重要内容,其责任内容和责任形式取决于国家的性质、目的和任务;而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制度是否健全,亦成为国家责任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意识和现行政治体制中的缺陷是阻碍我国行政机关法律责任制度健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应当关注这个问题,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     

论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形式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不作为而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时,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各国有不同的规定,英、美、法等国家主要规定了如下几种责任形式,即颁发强制令,强制行政机关执行;以藐视法庭罪追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我国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形式主要有:责令履行;确认违法;行政赔偿责任;行政处分;刑事责任等。相对于英、美、法等国家来讲,我国还需要从立法和执行制度方面加强和完善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形式。     

我国行政赔偿范围刍议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国家行政机关的侵害时有发生.一方面,国家行政权力本身在不断地扩张;另一方面,由于部分行政管理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不高,也导致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徇私枉法,或者滥用行政权力现象的出现.由于上述两个方面原因的存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损害,而国家对这种损害必须负责.规定行政赔偿范围,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使和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一直是行政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主张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还有人主张按照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司法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笔者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应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     

关于行政立法主体补白

行政立法主体,不仅包括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机关,还应当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其他行政机关。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以、而且有必要把某些立法权授予其他行政机关行使;其他行政机关依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质上就是一种立法行为。认识和肯定这种行政立法主体是必要的。     

关于行政立法主体补白

行政立法主体,不仅包括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机关,还应当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其他行政机关。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以、而且有必要把某些立法权授予其他行政机关行使;其他行政机关依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质上就是一种立法行为。认识和肯定这种行政立法主体是必要的。     

试论我国的教育行政主体

教育行政主体不仅仅包括各级教育行政机关 ,还包括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和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明确教育的行政主体对依法治教有积极意义     

浅谈公文用语的规范化

公文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载体。目前公文用语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强调公文用语的规范化十分重要。     

行政授权的若干争议问题探析

行政权力社会化、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迫切需要加强行政授权的立法和研究。学界对行政授权的概念、性质、依据、法律后果在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我国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行政授权的行政行为属性,并明确规定行政授权的法律依据范围、具体程序和授权机关的授权担保责任;应当在行政复议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在行政授权法律关系中的的复议机关地位;应当在国家赔偿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对被授权机关行使所授职权行为的连带赔偿责任。     

行政机关与企业组织文化建设差异性比较研究

通过对行政机关和企业组织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建设现状的比较研究,发现在这两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在本质特征方面,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具有政治性、强调共性建设和稳定性等特征,而企业组织文化具有经济性、强调个性化和动态性以及受领导者影响较大等特征.在建设现状方面,行政机关对组织文化建设的认识、先进价值理念的贯彻、组织文化的传播途径等方面与企业存在较大差距,而企业组织文化缺乏规范性.建议行政机关加强领导对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贯彻先进的价值理念,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企业家,从而落实组织文化建设;而企业应加强社会责任感培养,进一步规范企业文化建设,形成稳定可传承的制度.     

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定位的历史变迁与反思

自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成立以来,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共出现过三种定位,即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使部分司法行政权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定位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能和领导体制、法院地位的变化等。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述因素已经发生变化或消失,因此需要重新确定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定位及职权配置问题。     

论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

学界关于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存在争议.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行政惯例是行政机关基于自我认同所建构的直接行为规则.行政惯例的外在方面,是行政机关长期统一一致的行为;行政惯例的内在方面,是行政机关成员的认同.行政惯例通常不直接调整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惯例作出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具有直接拘束力;行政机关的权威会催化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行政机关违反行政惯例时相对人可以主张信赖利益保护.对司法审查来说,行政惯例的存在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经审查认定后的行政惯例可作为裁判理由而非裁判依据,从这一意义上说,行政惯例并非法官法源.     

行政公开概念辨析

行政公开与行政公开制度、行政公开原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广义的政务公开包含了行政公开,而行政公开又包含了行政信息公开.行政公开的义务主体既应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也应包括法律、规章授权的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其内容既包括行政信息的公开,也包括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免除公开的信息是指国家法律规定保密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其公开的方式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当行政主体不履行依法公开的义务时,关系人可以对其申请行政复议或起诉.     

关于我国权力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考

行政法制监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和行政法制化的重要内容。权力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法制监督的主体,其对行政的监督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方面。我国的权力机关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也呈现出不足和弊端。     

简论我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国家行政权存在运行的一种普遍方式 ,也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的一项重要权力。目前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在立法上的一些缺陷必须从行政程序、立法、司法方面进行规制。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必要性质疑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提出的同时,其司法实践的尝试却遇到诸如管辖、法庭调查、举证、辩论、裁判等方面的困难;对产生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行政机关裁决民事争议制度,立法在减少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在放弃这类职权;反观其理论本身就具有缺陷,未考虑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差异而进行简单的借鉴,导致诉讼过程中参与各方利益关系失衡.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实无存在之必要.     

浅谈统一行政组织法的制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国家层面上总共进行了7次机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减少了行政机关的人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机构过于冗杂的局面,但是机构没有摆脱"精简—臃肿—再精简—再臃肿"的恶性循环道路。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缺乏科学完备的行政组织法,当前我国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过于原则化,也没有科学规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组织法又是一个规范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法律,显得逻辑混乱,难以发挥有效的规范作用。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外的立法经验,建立统一的行政组织法来规范我国的行政机关的组织,防止我国行政机关过于庞大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行政效率的提高

行政效率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行政管理活动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也是行政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行政效率体现在行政管理的各个程序、各个层次和各个环节。研究行政效率在理论上、实践上和行政管理学学科发展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认清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现状 ,提出行政效率提高的途径和方法 ,更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情报与情报公开法的概念探讨

情报一词,经历了从窄到宽、从专用到通用的变化。情报与信息有别,在政府或行政的情况公开方面,使用情报一词更为恰当。行政情报,应当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履行职责中制作、取得或管理的文书、图画以及电磁等非常规载体所作的记录。情报公开,指国家机关掌握的情报向公众公开,包括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情报公开法,是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集中规定公众的知情权和行政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公开情报义务的立法总称。     

论程序价值在行政立法中的实现

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的法律不太完备 ,其中有关行政立法的程序方面的法律条文的制订尤其欠缺 ,发挥行政立法的程序价值显得非常迫切 ,如通过参与性价值可以提高行政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通过选择性价值体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限制行政机关恣意 ;通过制约性价值达到对行政机关的最终监督。实现行政立法的程序价值的途径在于 ,积极地实现参与性价值 ,灵活地实现选择性价值和强制地实现制约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