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乾的创作与基督教

论萧乾的创作与基督教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鲁迅汲取了基督的救世精神，庐隐接受了基督教的罪感内涵，冰心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构成其爱的哲学，许地山在基督教文化的濡染中追求博爱与苦难中的坚定性格。萧...     

许地山的文学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精神

许地山是现代文坛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题材独特、想象丰富,富于传奇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而这一风格的形成离不开许地山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摄入。一方面,基督教"博爱""牺牲"等精神融入了许地山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圣经》文学也从叙事模式、修辞手法等方面启发了许地山的艺术表现;同时,为推动基督教与现世人生的融合,许地山亦对于基督教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萧乾小说的诗性与基督教文化

萧乾小说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萧乾小说独特的人性视角和善恶并存的生命意识,给小说带来了既忧郁又悲壮的诗化情调.萧乾小说在反基督教的表层叙事结构下隐含着从伦理价值建构方面向基督教文化寻求文化资源的价值取向.基督教文化和<圣经>文学,带给萧乾小说抒情方式间接性、暗示性的形式美感.     

萧乾:现代宗教性小说的反殖民话语

萧乾与基督教呈现出某种内在的精神紧张,他以民族主义的思维眼光和历史时代的特殊语境消解了基督教的世俗权力:教会、教徒以及宗教性礼仪,同时又对基督教的神性意义和艺术特性保持着沉默与诱惑。基督思想与汉语叙事方式在萧乾那里转化为文化主体性与民族性力量的审美建构,实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反帝反殖民意义功能。     

老舍与基督教

老舍是伟大的爱国者,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著名作家。1922年老舍在北京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入教以后,与许地山、白涤沙等参加了由宝广林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研探宗教、文学、教育以及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的问题。1922年12月老舍翻译发表了宝广林撰写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一文,该文宣扬基督教的同情、服从、克制等教义和实现世界大同的途径,翻译这一篇文章使老舍进一步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到后来,老舍很少提及自己的基督信仰问题与教会的直接关系也中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老舍与基督教没有关系了,其小说创作的一些现象就足以表明他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基督教文学的路径描述——兼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生存困境

沿着以下两条路径,即是否基督徒的作品就是基督教文学和是否非基督徒的文学作品就不是基督教文学,我们可以描述出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类型: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前者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信仰之言,后者则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但两者都注重用个体的生命来关注和表现大生命气息,这也是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基督教文学所遭遇的两大生存挑战使之至今还没有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它依然是一种等待别人关注的边缘文学.     

从《空山灵雨》看许地山的宗教关怀

许地山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其独特性不在于艺术性,而根本来自于其非同寻常的宗教关怀.许地山的宗教关怀特性在于其"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宗教态度,并将这种宗教思想意识处处渗透于其文学创作中,使其各得其所,有机融会于浓郁的人间关怀之中.散文是最容易表现作者真实感情和心灵世界的文体.因此,通过解读许地山的散文集《空山灵雨》,可见许地山的宗教关怀是融合了儒佛道的精神因素,又不拘束于传统精神,而以基督教为精神皈依.具体则是:以佛教的"生本不乐"作为审视人生基本视点和感情基调,融道家的顺应自然作为处世之道,但最后的精神皈依却是基督教的博爱和担当精神.     

许地山：十字架前柔软的心肠—论许地山作品对基督教思想的阐释

许地山作品中人物对爱的执着,体现了基督教爱的忍让与宽容;人物处世的平静与从容,显示了基督教勿虑的观点。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许地山创作的人物不做消极避世的隐者,作品中张扬着"文学为人生"的思想。     

西方文学中的爱与死

西方文学既揭示了爱情背后总是隐藏着死亡阴影的这一事实,同时往往用爱作为武器来战胜死亡.而受到基督教精神浸润的文学作品则更为强调要践行基督教的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诫命,如此,才能与基督同死同活,在挚爱中得到救赎.     

许地山与宗教

许地山是文学研究会作家中受宗教影响最深的一个,佛教、道教、基督教对其思想和创作的复杂影响,使许地山身兼卓越的宗教研究家、真诚的宗教徒和进步作家多重身份.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