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儒学的乡村社会建构途径

在传统儒学的“身—家—国—天下”链条中,社会维度总体而言是十分薄弱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学完全没有建构社会的实践和简要的理论归纳。乡约就是帝制时代后期儒学建构乡村社会的途径所在,不能把乡约仅仅视作一种乡村道德教化。事实上,乡约这种乡村社会道德教化形式,也是儒学通过契约实现乡村社会建构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当然,这种通过契约建构乡村社会的儒学理论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展,未能成为建构国家正当性的基础理论。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乡约的分析,推动其现代转型,使之成为儒学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生活世界之正当性基础的儒学理论。     

明代徽州的乡约推行与县域治理

明代徽州乡约最早推行于成化年间,时任休宁知县的欧阳旦为推行乡约颁布《教民条约》,在贯彻明太祖圣谕六言主要思想的同时,聚焦社会实际问题,希望通过乡约移风易俗、减少诉讼,实现县域社会的有效治理.嘉靖时期徽州乡约逐步发展,既有府县守令积极推行,也有地方社会主动响应.随着嘉靖末期徽州地区治安形势的恶化,乡约的治安功能逐渐受到官府的重视.万历以降徽州乡约达到兴盛,地方官员纷纷采取宗族乡约化、巡行乡约、慎选约正副等方法,致力于解决乡约行之不实、流于形式等问题.乡约作为县域治理的重要手段,被明代徽州的府县官员们反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整齐城乡礼俗教化、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从而助益县域治理的积极作用.     

《龙祠乡约》所见元末西夏遗民的乡村建设

《龙祠乡约》是濮阳西夏遗民唐兀忠显、唐兀崇喜父子协同村中耆旧于元末至正元年（1341）共同制定的一部乡规民约。该乡约言简意赅,仅有1072字,但其所蕴含的伦理学信息却异常丰富。该乡约滥觞于北宋嘉祜二年（1057）吕大钧所定《蓝田吕氏乡约》,但颇有增损,尤其是乡约凸显了濮阳西夏遗民在乡村建设中提倡节俭、杜绝奢侈浪费、尚贤、乡社经济公开化、惩过奖善、务农富民等思想与举措,而且一度在河南濮阳西夏遗民中得到执行,流风所及,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美化社会风气具有积极作用。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优化

探寻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推动其快速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乡制是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乡制处于困境,引发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乡制,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本文回顾了自乡制产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理论界对乡制困境及改革途径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和改革思路。     

略论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的消极影响

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后,乡约首事逐渐官役化,这不仅导致乡约教化职能的弱化,而且使乡约的乡村自治地位开始动摇,乡约逐渐沦为听命于官府的基层行政组织.所有这些反映了清代北方乡约性质的变化,也说明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并不能使清代的乡村政治真正得到改善.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困境,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蓬勃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途径,本文从经济、政治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问题,从而认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效.     

即凡而圣：人际交往视域下《吕氏乡约》的伦理操练、情境礼仪与调音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乡村社会治理中民俗文化的融入探讨——以广西中越边境民族乡村为考察对象

民族乡村社会的特殊文化背景及现实,使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适当融入其内生的民俗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民族乡村应巧妙借力节庆民俗活动履行治理职责,升华乡规民约助推治理效能,重塑民俗价值消解治理困境,打造民俗精品服务乡村生活。只有以治理推进民俗文化发展,发展的民俗文化才能以新的姿态推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再组织——以贵州省塘约村为例

构建运行高效、协调统一、功能健全和责权明晰的新型乡村组织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各类乡村组织整合、动员、治理与发展乡村的能力,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案例村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成立集体经济组织,采用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统分结合等经营方式,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案例村健全和完善了乡村组织体系,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并在社会生活秩序、经济社会交往和乡村公共性等层面实现了乡村社会的再组织。这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将为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提供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乡政改革四论——以湖北为视角

对比湖北乡改的预设目标,县政成为乡政改革成功的关节点,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和构建基层服务型政府,都有赖于县政的转型.乡改所导致的某种程度的"虚乡"和"实县",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连续性的体现,也暗合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当然轨迹,即国家权力下沉乡村和乡村自组织生长双向趋势.对乡政改革的疑问,实质是对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疑虑,而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核心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整.单一的乡政改革,不与县政转型互动难以成功,必须建立面向乡村社会的职能异构的县政体制.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试论晚清传统士大夫的乡村社会治理理念--以刘锡鸿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大多数的晚清传统士大夫仍希望能够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治国救国的良方。本文以刘锡鸿为例 ,从养民在官、息争讼与节刑律、讲礼教三个方面对其乡村社会治理理念进行分析。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儒学教化中的民间结社——以社条、乡约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结社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经历了由民间自发组织到逐渐被官府控制,成为统治阶层的低级行政单位,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值得做更加详细的探讨.从晚唐五代敦煌民间私人结社,到宋代吕氏<乡约>的制定与推广,再到元代社制的广泛施行,实际上暗含了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与儒学教化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