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从性情到文学的自适

袁宏道的性情的自适,由于其禅学的推动及其倾向的转移而采取了沉沦与超越的二重路向,并因此形成了前后不同的各种特点。袁宏道把文学活动当成了他的自适方式而将追求自适的精神贯彻于文学思想之中,从而使其性情自适的二重路向及其种种特性一齐延伸和全面表现在他的前后期文论当中。袁宏道的性情的自适,造成了他的文论的前后期分别和重大转向,既规定了其前后期文论的不同特点,又规定了其整个文论的根本特征。     

袁宏道与八股文

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的举业文体,袁宏道是一个性灵诗人,他虽然不是八股文大家,然而他与八股文的关系却也值得我们研究。以往常常是从袁宏道诗文理论的角度来谈及他对八股文的称许,而缺乏将这一理论问题还原到万历时的历史语境中,从而更清晰地了解袁宏道对八股文的态度。本文拟就这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袁宏道的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内容。     

荆棘丛中的灵肉自适──论袁宏道的世界感与幸福观

对袁宏道的诗论和创作的关注在学术界为时已久了。由于文学活动对多数古代文人来说只是其诸多人生实践的一个方面，文学创作也常常只是他思想、情感活动的外化物的一个部分，因而研究那些与文学相关的其它要素，常能使文学家的形象得到更完整的呈现。同时，因为这位文学家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颇有意味、蕴含的角色，所以，对与文学相关要素的研究，对文学和其它领域都有意义。对袁宏道的世界感（生活于那个时代、社会的感觉、感受）及其对策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它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理论的思想背景、心…     

本然生命的伸扬:袁宏道的自然性灵论

作者对袁宏道的性情自适论中的三个概念"性灵"、"真"、"趣"进行了深入阐发,从而揭示其自然性灵论的本质,认为它是袁宏道士夫狂禅在文论领域的全面推衍及其一己性情自适的文学理论化表现,其旨趣只在支持本然性情的文学自适,因而具有本然性、非理性与反理性的鲜明特色。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重要领军人物,袁宏道力倡文学革新论,在诗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声名卓著,影响甚大。并且,他与当时思想界人士有广泛交游,尤与泰州学派学者接触较多,受李贽影响最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及力倡个性的文学主张是在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交相辉映,构成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靓丽的风景线。     

佛禅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

袁宏道虽然前期习禅宗,后期入净土宗,且其禅宗思想不如净土宗思想具体赅备,但就二者对宏道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言,却以禅宗为主。宏道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一直推崇禅宗居士庞蕴;后期虽然贬斥“默照禅”,但仍推崇“看话禅”。宏道文学思想受禅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反对拟古的文学思想受到“禅无定法”的影响。二是他崇尚“趣”、“理”的文学思想充满了佛理禅意。三是他后期主张学习古人“真法”的文学思想受到“看话禅”的影响。     

袁宏道:山水散文的第三级

中国山水散文发展可分三个层级,第一级以郦道元为代表,第二级以柳宗元为代表,第三级则以袁宏道为代表。第一级山水主要是作者客观叙述出来的静物,而且往往是有山水没人物;第二级山水,作者常用比拟的手法,山水也显示出灵动之性,而且山水中也可见到更多人物的踪迹。袁宏道将比拟手法发展到更加纯熟的境界,山水显示出更为郁勃的灵性,不仅如此,他的山水主要是作为人的对象存在,人才是山水散文的主体,这就将山水散文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第三级。     

袁宏道与江、浙文化

一袁宏道是“公安派”的核心人物,他与江、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595-1597)间,他先是任吴县令;卸任以后,又游历了吴、越二地许多名胜;尔后,暂住仪征,往返于南京、扬州一带.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依然同江、浙文人有很深的交情,常有书信往来.袁宏道在江、浙的三年间,创作很丰富,著有《锦帆集》、《解脱集》和《广陵集》.包含在这些著作中的许多轻脱、明丽的尺牍和游记,确立了他在晚明小品文史上的     

林语堂与袁宏道:自然主义美学意识的一脉延伸

林语堂肯定、发展了袁宏道崇尚自然的性灵观念。两者的契合 ,还导源于道家“顺乎自然”的“人性论”和“无为论”。自适求乐是林、袁共同的心理特征 ,但价值指向又同中见异。上述师法自然的美学意识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理论 ,表现为主真情 ,倡“无法”和尚“质”求“淡”的审美旨趣     

习禅与修净——论袁宏道佛教情缘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明朝末年,佛教显现出复兴之势,其世俗化倾向愈益明显,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大为兴盛,当时众多文人士子皆为之倾迷不已。作为晚明文人居士的杰出代表,袁宏道对佛学十分热衷,总体来看,其佛教情缘经历了从习禅到修净的变化。前期主要受李贽“狂禅”思想的影响,个性张扬,随性而为,诗歌多取法自然,任情而发;后期修习净土,思想趋于“稳实”,随缘任运,诗风也变得平淡质实,意蕴深厚。     

超越与重构——论道教信仰中的自然山水和自然人生

本文从道教的操作层面——方术及其与名山的特殊关系,揭示道教通过信仰走向“自然之道”的过程中的艺术化与审美化现象,以及这种现象的美学意义。道教的方术是它明显区别于世界其他成熟的宗教的显著特点之一。由炼丹、气功、房中术等等追求人在现世成仙,既是对人生的肯定又是对人生的艺术化超越;在方术中形成的道教与自然的特殊关系,使自然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而直接被融入到审美创造的领域,这一点在其他民族却是在相当晚近的时代才成为事实。由此道教对中国美学及其艺术创造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辩证法:作为理性超越使用的自然产物

长期以来我们都忽视了在康德哲学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辩证法问题。康德所谓的辩证法是指理性超越使用过程中自然的产物,与我们一般所说的辩证法完全不同。本文详细探讨了这种辩证法的起源、分类和作用,这个探讨同时涉及了作为哲学核心问题的超越和形而上学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反思。     

寄“性灵”于“新声”：袁宏道的赏曲经验与诗学转向

袁宏道“性灵”诗学的核心是对“新声”的标举,前后经历了由魏晋“新声”向时兴“新曲”的转变。袁宏道早期作品《敝箧集》接武魏晋“新声”,反映出以折衷、调和的方式改良复古派流弊的积极尝试。其取径虽不出复古派畛域,却力图弥补其取“格调”不取“声情”之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诗歌“性灵”不足之弊。入吴后,袁宏道对“新声”的关注由魏晋转向今人时曲,选择以《劈破玉》《打枣竿》等闾巷新声作为取法对象,以“今”驳“古”,却不可避免地出现“泥今之过”。袁宏道诗学策略的前后调整,与其吴中经历的赏曲经验密切相关,既是应对复古诗学话语权力的求变之策,也是晚明宗尚“新声”文人趣味的典型体现。     

分野与融合: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

建构理性承认人类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认为人可以明智地运用理性,设计并改造不合时宜的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指路。演进理性认为人类理性并不完全,各种现存制度与秩序,如法律、道德、惯例、习俗等等,都不是理性预先设计之物,而是以一种累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并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发挥作用。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分野在逐步消融,融合趋势日益鲜明。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其赖以建立分析框架的基础,已经从对理性不加限制的建构式理性逐步进化到受认知、习俗、惯例等多种因素制约的演进式理性,演进理性正在融入主流经济学并成为其分析范式的基础。     

后理性政治:后现代政治哲学视野中的理性

作为多元化文化精神的后现代主义 ,从总体而言 ,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消解和批判意识 ,是对现代主义启蒙理性的解构试验。这一特征同样鲜明地贯穿于后现代政治哲学中 ,“后理性政治”首先是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态度 ,它既对以往启蒙理性政治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但又绝不苟同于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而是通过对政治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界定来重建新理性主义政治学的某种“努力”和“企图”。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 ,肇始于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 19世纪初 ,当德国的文化及其各分支如哲学、文学 (诗歌、散文、小说 )、艺术(如音乐、戏剧…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霍布斯:理性与社会秩序

理性是启蒙时代最根本的方法论特征。霍布斯把国家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看作是人经由理性审慎思考并运用理性能力设计的结果 ,从而否定了神权国家理论。但是 ,霍布斯的理性秩序观也面临着自然状态证成困境、社会契约中的平等悖论、社会秩序设计的乌托邦取向等诸多理论局限。一方面要相信并运用理性 ,积极设计社会蓝图 ;另一方面要认清理性本身的局限 ,不能把社会秩序的设计变成“乌托邦”     

“理性先于启示”:英国自然神论的角声

英国自然神论者通过对理性概念的重新阐释,提出了自己对理性与启示关系的见解:启示与理性同为人的内在能力,二者的区别只是认知途径的不同;理性是人类获得启示的前提;启示必须以理性来评判启示的可靠与否。他们以理性先于启示的论断彻底颠覆了中世纪思想家们启示先于理性的普遍信条。     

个体化与公共性夹缝中的差序利他倾向

本文从国—民关系演变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研究利他意愿的差序格局,厘清在公共性转向与个体化崛起的时期,陌生人社会道德范式的边界和制约因素,拓展对选择性利他行为的认知.通过2013年在南京市随机抽取809名市民进行电话调查,剖析公民利他行为倾向的心理形态,并研究“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如何调适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张力.研究发现,利他成本削减正向意愿,助人倾向的审时度势消解了道德认知的整体图景,呈现多层级的分殊特征,利他倾向呈现非均质分布和梯度变化的差序影态,可视为转型社会凸显个体化趋势下的自我保护策略,短期内纾解了自利与利他之间的张力.“差序利他倾向”将善行的边界在道德成本与道德义务之间进行均衡调节,实现个体化与公共性的有效衔接从而延伸善行的边界,在陌生人社会中架构互惠利他的道德秩序.     

马克思、老子与自然:改变中的意识

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关系到我们的生存方式与命运,因此,改变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培养生态意识是至关重要的。虽然马克思基于当时的科学成果提出了唯物主义,将自然看作是死的、惰性物质,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无止境欲望的批判则是深刻的,这与中国老子的思想深度契合。老子对自然的理解接近当代科学的最新发展,他强调去领会和拥有关于气的意识的实践的必要性,他对肆无忌惮的欲望提出了警告。当代科学的发展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虽然自然仍旧存在着秩序,但要认识到线性秩序可能转变为混沌秩序。大量科学实验证明,人的心脏与精神和谐有着重要关系。从自然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这一有机哲学的立场出发,使马克思与爱因斯坦以及当代科学的最新发展与时共进,将有助于我们走向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