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抚育、乡土中国、全球社会: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的三重视界及展开分析

系统分析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可以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家庭如何教养儿童;二是学校教育如何服务乡土中国建设;三是教育如何参与构建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儿童抚育、乡土中国、全球社会是费孝通思考教育问题的三重视野。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表征了20世纪中国“三级两跳”背景下的教育结构转型与文化特征。费孝通对家庭结构和儿童养育模式、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和世代伦理、农村教育困局和发展路径、跨文化交流教育等问题的分析为当代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比较参照。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的突出特征在于始终从社会文化互动的整体视野审视教育问题,分析教育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联,倾听并反映当地人的需求,遵循一种自下而上、内外互动的分析逻辑。这种人类学分析路径亦值得教育研究界参考借鉴。     

社会侵蚀与乡土重建：论费孝通“乡土复员”思想

“损蚀”本是一个物理性的概念,费孝通先生为其赋予了社会属性,认为“乡土损蚀”也是一种“社会损蚀”抑或“社会侵蚀”。民国时期,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乡村出现了乡土社会的侵蚀,直接造成乡村中人员的离乡与财富的流失,而返回的却是高利贷和地租的盘剥,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由此带来农工混合经济瓦解、城乡关系相克、双轨政治体系僵化、文化位育功能弱化等问题。基于“侵蚀-重建”的分析框架,费孝通建构了加强土地根基变革、发展新型乡土工业、促进技术知识下乡、组建农民合作组织等反侵蚀方案,并且阐明了这些方案之间的内在涵义与逻辑关联。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思考费孝通先生的“乡土复员论”有重要现实价值。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思想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民国时期,为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时的优秀知识分子提出了促进乡村发展的系列思想：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提出的把重心放在乡村建设进而振兴中国的乡村建设理论,以吴景超为代表的都市救济学派从城乡关系一体化的视角提出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理论,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提出的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进而长出民族工业的乡村内生城市化道路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世情国情农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主题审视这些理论观点,从中可以发现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而为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宝贵的本土资源。     

理解转型中国乡村社会的新视角——读懂《后乡土中国》

理解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把握乡村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乡村社会研究或农村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6。由此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概括为"乡土社会",即"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或不同于"法理社会"的"礼俗社会"[1]9。乡土中国一直是理解和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和视角,而且也成为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范式之一。     

流动、巨变与理性:理解转型期 乡村社会的关键词 ———读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

60多年前,费孝通在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深度观察与理解的基础上,写就了《乡土中国》一书。作为阅读和理解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之作,书中所提出和论证的＂乡土本色＂、＂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等概念,至今仍是学者们认识和理解现代乡村社会的基础与前台。可以说,该书不仅为我们加深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理解提供了蓝图,也为我们认识现代乡村社会提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与实践路径

文化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在乡村振兴中起到凝心铸魂的重要价值。乡土文化是乡村文化根脉之所在,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厚文化土壤,更是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关键。本文分析了乡土文化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提出实践路径。     

托尼的中国研究及对费孝通乡村研究的影响

托尼的社会学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被低估甚至被忽视了,他对中国的研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也影响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研究,典型的是费孝通的乡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托尼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托尼与费孝通共同的研究传统就是历史视角、整体视角,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农村,无论是从一般学术意义上,还是具体的中国当前农村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继承和发扬这一研究传统,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重要途径。     

践行“四力”与媒体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目前国家大力提倡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被放在重要地位。讲好媒体融合时代乡土故事，深挖城乡情感共同体的内涵和价值变得非常必要和迫切。文章从发展传播学理论入手，以大众媒介传播功能与效果为研究视角，探讨主流媒体传播力的提升路径。研究认为，深耕乡土中国就是要把“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贯彻到乡村地区，当“四力”与媒体融合相向而行，便赋予了中国乡土新闻实践强大的创新驱动力和时代影响力。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写作有着广深的学术背景,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中国文化比"乡土社会"要复杂的多,并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对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旧邦新命：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以费孝通早期著述为中心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解组和严重失调的总体性危机。深受功能主义方法论和费边主义理论影响的费孝通提出了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该方案沿循社会有机论的思想路径,主张在秉持总体性、嵌入性和主体性等原则的前提下,从重建乡土工业出发进行渐进式改革并以此推动中国现代性和新型文明秩序的构建。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情境中,费孝通的现代性方案未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转换。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却折射出青年费孝通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诊断始终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乡土重建方案及其立基的问题意识、沿循的思想路径、擘画的理想图景、提出的历史命题仍有待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大历史”中予以完整性地重温与再思。     

农村金融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机遇和巨大的空间。发展生产,提升农村经济水准,增加农民收入,都需要农村金融的强力支持。但农村金融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必须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农村金融的构成,构建科学、合理、分工明确的农村金融格局,以适应农村综合改革的形势;提升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力度,培育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发展和完善涉农保险,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国家和社会”框架下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以江苏省A 县L 镇为例

文章在“国家和农村社会”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农村教育、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以及出现偏差的原因.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项目的形式加大教育投入,县级政府在统筹县域乡村基础教育资金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时出现了偏差,乡村社会遭遇“被调整”加速衰败.导致县级政府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有“被城市化绑架”和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农村发展

发展和建设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应遵循合作社原则,坚持"姓农"的方向,依法进行内部管理,才会使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客观、具体地分析传统农业文化对于农村变革的正、负效应,继承其积极因素,才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建构适合中国特点的、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具有不同层次的农业文化;新农村建设要通过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推动农村走上文明发展之路;还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农业科技的引进和开发力度,走科技兴农道路;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通过制度创新,组织生活在各地的"村里人"捐资、捐劳,可以有效解决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是新时期城市反哺乡村的有效方式,突出"农"字,建立社区参与制度,乡村旅游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经济转型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是影响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事件,基于对近30年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兴起的制度根源和约束条件的分析,本文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尤其对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了全要素合作和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进行制度补贴的概念,论文最后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进行了展望。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基层自治与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基层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由国家法律认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的一项重要基层政治制度,在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方面有重大价值。但是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村基层自治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塑造农村基层自治的合格政治主体、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而这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又都只有通过农村文化建设才能得到实现。     

论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村体制改革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我国农村社会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有密切关联.农户的"原子化"状态、农户"寻求获取资源的方式和路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三农"问题形成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研究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整体把握农村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基础上,针对问题,以新发展观作为价值理念,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整合农村社会结构作为改革目标,整体设计农村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有序推进体制改革的路径.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须深化农村改革

通过对我国农业现状的分析,集中就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进行了研究,从产权制度、经营制度、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源素质、农业投入、分配体制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别从家庭承包经营权永用制、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加快劳动力转移、发展农村合作化组织、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深化农村改革的思路,以求不断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繁荣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