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反贪侦查的审讯工作

审讯主体与被审讯对象"磨合"好与坏,在某种情况下决定案件的成与败。现结合反贪工作实践,对侦查阶段如何做好审讯工作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以供参考。     

关于"一体化教师"认定的研究与探索——以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为例

根据人社部颁发的《一体化课程开发技术规程(试行)》和《技工院校一体化教师标准(试行)》(简称《标准》),笔者所在学院为完善"一体化教师"队伍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将《标准》转化为申报认定"一体化教师"的可操作性实施方案,研究制定了《一体化教师认定办法(试行)》,并在2016年开展了认定工作实践.本文从认定标准的解析、申报材料的规范、认定流程的设置、一体化教学实施的困难与解决思路等方面,将认定工作的研究与探索分享给大家,为职业教育同行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高职“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及培养途径探析

发展职业教育就应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以江西部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为例,积极探索完善符合江西高职教育特点的"双师"认定标准和培养途径,以便更好地促进高职教育健康发展。     

社会秩序视野中《刑法》对“虚假信息”的认定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时代,各种网络谣言也甚嚣尘上,从2013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到201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社会秩序视野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与寻衅滋事罪都涉及对"虚假信息"的认定问题,由于"虚假信息"认定标准十分模糊,明确其认定标准格外重要,需要完善的分析和解释,秉承刑法谦抑性原则和保障言论自由精神,应当从"虚假信息"内涵、程度及信息范围等方面深入考量和探究。     

受贿类犯罪中“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人”辨析

近年来,国家陆续颁发了司法解释、刑法修正案来规制相关受贿犯罪,以完善受贿类犯罪的法网。但一些用语和概念的不一致给理论和实践带来了理解和操作上的困难,其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关系密切人"的概念和共同受贿中的"特定关系人"的概念如何理解和认定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从立法和语义的角度分析,这两个概念应当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为保持法律用语的协调性与体系性,应当取消"特定关系人"而统一使用"关系密切人"这一概念。司法工作人员在认定"关系密切人"时,应当以客观标准进行判断。     

应用语言学视角下的法治思维与检察语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要在法治思维的指引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用语言学视角下的检察语言研究以侦查、审讯、公诉等关键实践环节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动态中的检察语言应当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侦查语言,审讯语言,公诉语言。     

关于高职"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的思考

一、"双师型"教师概念界定 明确"双师型"教师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科学确定"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的基础和前提.     

论交易习惯的司法适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时常会援引交易习惯。而司法实践对于交易习惯的证明与认定，除了是一个事实认定的过程外，还体现了法官对交易习惯的价值判断，这也就充分肯定了交易习惯的法源地位。理清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证明方式以及认定标准，对交易习惯在法律中准确地加以确立和在实践中正确地适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之认定——基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分析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解雇行为属于无过失性辞退,这体现了合同法情势变更原则。然而,劳动法上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认定和适用具有特殊性,应包括不可抗力、重大经济理由及部分用人单位决策引起的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认定路径可以民法中的情势变更认定四要件为基础,同时考虑劳动关系的特殊性,结合参考具体情形的标准构建。     

创设一门适合每一个人的课程——美国性教育课程中针对LGBT学生的相关问题探讨

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的性教育课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原有的性教育课程缺乏对LGBT这一群体的关注,使这一群体在课程中出现了四种处理方式:第一种做法是忽略的方式;第二种做法是扭曲的方式;第三种做法是污蔑的方式;第四种做法是把变性人排除在外。针对这种现状,美国的《国家性教育标准》给未来性教育课程提供了指导。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完善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证据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体现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保障正当程序、维护司法尊严、防止违法取证、减少冤假错案等功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存在一系列价值冲突。那么科学地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对整个司法活动的公平、公正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云存储服务中的版权保护研究

以云盘为主的云存储服务,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亦产生了严重的版权侵权问题。由于云存储服务侵害版权具有隐蔽性、间接性等特征,云盘服务提供商的间接侵权责任成为法律规制的重点,而其中关于侵权过错的认定又是重点中的难点。本文认为,现行制度因存在重行政监管轻民事救济、过错认定标准不够明确、"通知-删除"规则过于粗糙等缺陷,故应当尝试确立过错认定的技术性参考标准,细化云存储服务提供商的注意义务,并进一步完善"通知-删除"规则,从而找到技术产业发展与版权保护的最佳平衡点。     

浅析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

"目的推定制"和"合意举债推定制"具有逻辑统一性,而"利益分享制"是对以往认定判断夫妻共同债务标准的否定。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存在证明责任分配不公、日常家事代理权界定模糊、现行法相互冲突的困境,亟待解决。     

大学生关爱留守儿童“三下乡”实践活动的模式探究——以湖南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三下乡团队为例

本研究以湖南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三下乡"团队在湘潭市云湖桥镇开展"精准关爱留守儿童、共筑美好中国梦"暑假社会实践活动为例。对高校暑期"三下乡"活动的实践育人的做法和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思考,为以后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提供借鉴。     

夫妻一方债务在新司法解释下的性质认定研究

对于夫妻债务的认定问题,我国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立法和解释。2018年1月18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于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问题进行了新的规制。实践中,由于新解释出台的时间较短,配偶的追认与"共签"的认定、用于家庭生活的判断标准和方式、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仍存在争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裁判者考量立法目的,综合作出判断。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适用研究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产物。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才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纳入其中，其体现了我国立法的进步。在此前后，我国学者们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起源还存在不同的见解，尤其是对其涵义的理解仍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这使得实践部门很难把握证明标准的尺度。本文将试着从“排除合理怀疑”的起源出发，并在简论述我国引入“排除合理怀疑”的价值与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粗略的建议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中职德育课堂教学中践行“三贴近”原则的探索

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新教材的"三贴近"原则,阐述了在课堂教学中实践"三贴近"原则,增强德育课教学实效性的一些观点和做法。     

浅谈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学徒制"教学问题及对策

随着"互联网+"在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学校在"新型学徒制"实践过程中更需要结合市场需求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逐步提高学徒质量和水平,推动"新型学徒制"的实践发展.本文从教学模式、学习方式、学习评价认定三个方面探索"互联网+"背景下"新型学徒制"的发展变革,为"新型学徒制"的发展提供可借鉴内容.     

人民陪审员制度中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分审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该《决定》的内容确定了我国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中将施行"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的机制。但该机制的确立除了要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外,更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已经较为成熟的经验。英美法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在审判过程中"只认定事实,不负责法律"的角色与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改革相契合,且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理论和实践等方面是值得参考的。但通过对英美法体制的研究发现,事实审和法律审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审判过程中的事实必定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法律色彩,同时,并非所有的事实问题一律是交给陪审团来认定,法律问题一律交由法官认定。结合我国的庭审制会受到法官职权、错案责任追究责任分担、陪审员社会角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可能实现事实审与法律审之间的完全分离。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近年来,我国的刑事错案频繁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施行中出现了问题,例如,规定的内容较为原则,司法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功能;选择性录音录像问题突出;侦查询问人员"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司法救济渠道不充分等。为有效改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在程序上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同时加强对侦查询问程序的监督与救济,侦查询问人员更要严格贯彻"无罪推定"思想,确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侦查取证模式,逐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